记者：您曾经在5月8日开幕的“企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论坛”上说，对企业而言，气候变化意味着业务或运作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冬梅：从宏观上来看，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变化。当初在电力过剩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发展高耗能企业，但是现在全球都在提倡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整个大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必须重新考虑发展模式问题。比如电力行业应当更注重可再生能源发电，调整火、水、风、太阳能发电的比例。
  具体来看，因为气候变化带来了自然条件的变化，很多行业受到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滑雪场的营业时间变短，成本有了很大提高。电力行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今年南方的雪灾让电网遭受很大破坏，电网企业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以前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气候变化会带来这些影响，但是接下来就需要考虑气候的因素，在运作过程中要更多地加强与气象等部门的协作，建立应对机制。

  记者：现在全社会都在高度关注节能减排，中央企业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
  陈冬梅：首先，国家大型央企，特别是国家电网公司这种超大型央企，不单纯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而且履行着政府给予的一定政治和社会责任，参与节能减排是义不容辞的，也是在所在行业具有表率意义的；其次，央企要考虑企业自身的盈利，让资产增值，这就需要在经济发展和节能方面找到平衡点。
  我的建议是，由于央企往往缺少一种竞争的环境，这就需要企业更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把一些节能相关数据公布出来，让公众明白企业是不是在低损耗高产出状态下运行。比如国家电网公司通过降低输变电损耗达到节能的目的就非常好，但如果能把相关的节能降损的数据公布出来，并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公众就更容易理解企业为节能减排做了哪些工作。其实，这对企业本身也是有益的。

  记者：我看到WWF日前出版的《“碳减排先锋”行动》上列举的企业，没有一家是中国企业，这是什么原因呢？外国企业的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陈冬梅：我国的环保意识唤醒得比较晚，1972年，我国组织代表团参加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后，中国人才有“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国际上的经验要比我们丰富、超前一些，众多跨国企业已经具有这样一种意识——履行责任进行碳减排，丝毫不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活力，这种意识尤为重要。
  还有一些具体举措，比如定期公布排放数据。IBM公司一直以来都强烈支持向公众公布排放数据。从1995年起，IBM公司就参加了美国能源部的相关节能状况报告、美国环保署的气候领袖项目以及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各项活动。
  当然，我们也关注国内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行动，一些企业的做法是积极有效的，比如国家电网公司推动的电动汽车项目，我们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碳减排举措。

  记者：对于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您如何评价？
  陈冬梅：WWF有“清洁电力行动”的项目，主要是倡导发展中国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和太阳能。所以，我认为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是积极参与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因为按照电力收购的原则，应采用竞价上网，但在我国，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电网接纳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而且有一定的风险，比如风电上网稳定性问题等。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认可电网企业的这一做法。

  记者：您对建设绿色电网企业有何建议？
  陈冬梅：首先应做好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工作，尽可能参加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另外，在输电过程中降损。我看到国家电网公司已经有一些好的做法，比如应用更节能的材料及工艺进行输变电设施的建设，这是一项重要的举措。目前，我国电网的线损在国际上是比较高的，可能有地理上的原因，区域分布太大，造成线路太长，降损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记者：需求侧管理也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电网企业该如何做好直接和用电户打交道这一工作？
  陈冬梅：我们看到国外一些“碳减排先锋”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就已经树立“为客户节能减排”的理念。
  电网企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带动社会各个层面关注气候变化，发挥节能减排的倡导作用，比如可以号召大家用更节能的电器等。但需求侧管理可能会造成电网企业的盈利受损，这需要电网企业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做好这一工作。很多客户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减少用电有没有什么鼓励？当然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居民用电量占社会总电量的比例比较少，更多的还是工业用电。电网企业可以配合发改委等政府职能部门开展工作，除了采取峰谷电价这一调节手段，还可以把这些企业每个月的用电量公布，让舆论来施加影响；或者把这类企业用电情况提供给政府部门，供它们统计核准节能成效。■

陈冬梅，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分会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负责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战略的制定和实施。WWF先后做过绿色电力、清洁电力行动、倡议发起26摄氏度空凋节能行动（后被我国政府作为法规下发）、碳减排先锋行动——企业如何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贡献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