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河旧事

　　讲述者孙洪茹，1964年生

　　在广袤的冀东平原，一条发源于河北省北部巴彦古尔图山北麓的大河滔滔奔涌，这条河就是滦河。在滦河南岸四五里远的乐亭县境内，有一个名叫崔各庄的小村庄，那里是我的故乡。

　　1978年初夏的崔各庄，骄阳似火。即将丰收的喜悦如酒香般，在炙热的空气中发酵得越来越醉人。而村西的孙家却一片愁云惨淡，正被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肺之痛席卷。年仅38岁的爸爸为救溺水的学生永远地消失在滔滔的滦河里，带走了全家人的欢乐。

　　吃了一辈子苦的爸爸在新时代来临之际的离世成了我难以解开的心结。这之后的岁月里我总在想，如果没有那个意外该多好，明明好日子已经露头了呀。

　　1976年起，社会环境开始变得相对宽松；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恢复，成为百万国人破除年龄、出身限制，逆转命运的重要机会。在这之前，爸爸不仅是人们眼中的地主娃，还是“教书匠”“臭老九”，被歧视遭打击是常事。

　　我是家里的长女，当时已上小学五年级，培养我成了爸爸的第一要务。当时纸张稀缺，写字经常用的是粗糙的包点心纸，钢笔水洇得厉害。爸爸找出学生们用过的废纸给我，我将大小不一的纸张裁剪整齐订起来，用反面写字。去城里开会，爸爸给我买了当时还非常稀罕的钢笔，令我如获至宝。五年级时，全公社统一期末考试我考了第一名，一向低调的爸爸逢人便夸：“上鞋不用锥子——针（真）好！”

　　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爸爸精心营造的学习氛围催我上进，克服重重困难。我在大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的情况下考上了师范大学，三个妹妹也都学有所成，至今思来，倍感珍贵。

　　1978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个重量级的词汇，一个叫“改革”，一个叫“开放”，很多变化由此萌芽。

　　1978年以前，从天安门广场到大街小巷，从大中城市到农村土墙，歌颂上山下乡、批判四人帮的口号随处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标语变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跑吧，中国，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等等。当时写标语都靠人工，爸爸的书法远近闻名，这活儿便被他承包了。他用一根长尺子和彩色粉笔先勾勒出字的轮廓，再用大刷子蘸上防水染料刷在墙上，一串串字就神奇地出现了，引来阵阵赞誉。

　　那时，人们家中最值钱的东西不外乎自行车、收音机，而爸爸恰巧特别爱钻研小机械。座钟时兴那会儿，爸爸自己组装了一个，还在钟摆外面的玻璃上画上了特别漂亮的鲜花。座钟长长的钟摆滴答滴答摆动，每到整点都会报时，布谷声儿或是家雀声儿，煞是好听。

　　对乡亲们修理物件儿的求助爸爸总是欣然应允。过去，人们心里感激，但由于爸爸的出身问题，见面能躲就躲 ；1978年前后唯成分论淡化，得到过爸爸帮助的人，开始和我家走动起来。久违的认可和尊重，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河北，村里还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粮食和蔬菜统一发放。粮少人多，大部分人家靠工分自然买不起猪肉和麦子面粉，吃的不外乎玉米面熬的糊糊，而且面少菜多。有时糊糊里掺上白菜或萝卜，被称为菜饽饽，成为改善伙食的美味。

　　为了补贴家用，家家户户都会养猪，喂一年后交到公家的收购站，卖几十块钱补贴家用，人们称之为“零钱凑整钱”；而猪粪积攒起来交到生产队可以挣工分，便是所谓“庄家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猪饲料主要是植物秸秆粉碎的皮和野菜，养猪挑菜的任务一般便落在孩子们身上。一群娃娃挎上篮子，三五成群地赶往很远的玉米地高粱地里挑菜，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挑菜并不轻松，钻在高粱窠里，脸上、身上时常被庄稼叶子划出血痕，挎回家时胳膊也会被柳条篮子勒出印痕。

　　爸爸常带我们姐妹四人去挑菜。每次我从玉米地里钻出来，总会发现大家伙儿早就等在地头，地上是鼓鼓的篮子。我大为疑惑，过去“搜查”。原来，因为怕被我笑话捡得少，他们用小树棍支在了菜下面。假象被戳破，我们笑作一团，那笑声荡漾在瓦蓝的天空中，也荡漾在四十年前的悠然时光里。

　　如今再回首，那滦河旧事，丝缕入扣，点滴聚散，一叶春秋。在爸爸无缘触碰的近在咫尺的新时代，我最终走出滦河，走出崔各庄。而那些牵绊着我的旧事旧情，在后来的岁月里永远也不曾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