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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顺势而生:中共成立的五四密码

发布时间:2019-05-14

  顺势而生:中共成立的五四密码

  文/刘燊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从文化更新时期向革命年代急剧变动的时期。社会思潮争奇斗艳,竞相奔流,交织成一幅古老中国寻觅现代文明入口的浮世绘。军阀政客、社会名流、知识分子甚或是芸芸大众都是画卷中的作者,在民族主义的洗礼下抒发各自的社会主张,畅想中华民族的未来图景。此时谁也不会留意到嘉兴南湖上泛舟的红船,在风雨飘摇中竟勾勒出石破天惊的救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一出世便足够惊艳。与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无畏气魄,昭示着这颗新星假以时日散发出的光芒必将照耀整个中国。这株新发的嫩芽日后必将长成参天大树,而这大树的种子早在五四期间便已埋下。

  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伴随着彼时西方世界最富声望的两大思想家杜威与罗素相继来华讲学,自由主义思想一时拥趸无数,蔚为壮观。代表人物胡适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传播新思潮应采取“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的手段,其目的是再造文明,一点一滴地进化。

  然而巴黎和会上的无力抗争,中国社会的千疮百孔,使得知识分子们日趋倾向于进行根本的改造。陈独秀在总结五四精神时指出,“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是此次运动所特有的,罗家伦亦认为学生牺牲、社会制裁与民族自决是五四的真精神,可见五四之后迅速萌发的民族意识与直接实践的导向为社会主义思潮的风靡提供了宽广的舞台。社会上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福星,是中国社会改造的方向,现代的社会是坏极了,不图改救是不可长久的了⋯⋯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

  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内容庞杂,难以区分,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等。瞿秋白后来在《饿乡纪程》里回忆道:“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如此。”

  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究其本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方案,然而它在中国这片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要突破重重阻力,从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选择,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尝试扬弃的过程。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历程就颇具代表性。在当时诸种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这使日渐对中国专制政府失望的毛泽东产生了相当的好感。然而五四运动爆发后,社会民众规模空前地参与到国家和民族的救亡过程之中,让毛泽东看到了深藏于民众的历史伟力,他在《湘江评论》上撰文积极赞扬民众联合的力量,同时敏锐地察觉到“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社会制度之大端是经济制度”,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

  湖南的学联运动和省自治运动相继遭到镇压后,毛泽东逐渐认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选择与其划清界限,他在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通信中谈道:“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打破“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困境,就必然要选择俄国式革命。

  回首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那段时光,毛泽东曾说:“我那个时候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它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思想上的拨云见雾与重重闯关,为中共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石与信仰支撑,而五四时期的社团活动与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则成为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才来源。

  工读互助团曾喧嚣一时,但它改良主义的内核与实践操作上的空想性注定其昙花一现的命运,更使参加其中的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组织的极端重要性:“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与此同时,一大批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标识的社团先后成立,济南、北京、上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沙的新民学会及俄罗斯研究会,天津的觉悟社,南昌的改造社,武汉地区的利群书社,济南的励新学会等,这些社团的骨干成员大多成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应运而生。然而直到1921年3月之前,由于思想上的纠葛、组织协调的考量,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共产党,迫不得已要在很多的组织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开展工作。这些合作的组织中虽然都有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但仍无法把这些组织改造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蔡和森对早期党组织的成员分布进行了大致梳理:“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仍占多数;在北京开始组织党部时有五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五人,而我们的同志则有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在广州的党部又为无政府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为无政府主义者。”显然,无政府主义成为影响共产主义小组集中统一行动的不稳定因素,与其分道扬镳势在必行。三月会议通过“对于其他政党之关系一一完全独立,不与其他政党发生任何关系”的条款,清除了无政府主义分子,保证了中共成立时组织上的纯洁性。

  五四运动裹挟着民族救亡的巨浪,各式知识分子纷纷入场,聚焦改造社会和救国方案的时代主题,思想界亦出现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流。五四后期,社会主义成为了进步知识界的主流,马克思主义相继取得了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胜利,成为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共同选择。俄国革命的成功起初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然而五四时期民族自决精神的深入人心改善了国人对俄国的观感,一次次和平运动取得悲惨结局,高度集中、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列宁式革命政党成为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理想政党模式,由五四绵延而来的思想之光与组织之力最终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