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新文学面孔

　　文/田雪乔

　　1919年，在青年学生以火热的爱国激情掀起五四运动之前，另一场致力于民族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已进行数年。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提倡民主与科学，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生做了深刻的思想动员，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理解五四运动，我们不能不去探究身处其中的人的所思所想——所幸厘清这些也并不困难：认知指导实践，而它本身也从实践当中来。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史溅满了牺牲者的鲜血，也忠实记录了中华民族挣扎自救的不息步履。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对不合理的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进行不停歇地批判，社会思潮和救亡实践相辅相成，并日益深入地转向思想文化领域，正如梁启超所言，“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这里的文化就是包括思想、文化、制度在内的整个民族国家文化。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潜滋暗长：文学革新的渴求与实践

　　整个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是特殊重要的一部分。

　　文以载道，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波谲云诡，各类思想激烈碰撞，这既要求文学作出回应，对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进行阐释与描绘，也要求文学完成自我蜕变，反哺斗争实践，辅助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

　　这姑且可视作文学变革的一般意义，而对于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旧中国来说，文学变革更有着救命稻草般的特殊价值。

　　西方的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改良军事、教育、政治、制度的自救实践一度给人希冀，却最终接连破产，陷入内外交困的深渊。知识分子们失望透顶，在探索出路的过程中对思想文化领域日益关注，并重新发掘出文学的社会作用：“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盖文学之关系于国家，至重大且至密切，故得之则存，舍之则亡，注意则兴，捐弃则废，猗欤魔力，绝后空前，光怪陆离，亦良可畏已”。

　　文学被赋予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精神的功用，苦闷的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以文介入国家政治，希冀通过文学变革来推动社会变革，最终实现民族自强与复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文学的变革从晚清起就连绵不绝，背负起民族救亡图存的重任，在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的冲突中曲折前进。

　　诗歌是最初开始的领域。诗言志，以诗歌的形式抒发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诗人们几乎只需听从本能就创作出大量揭露侵略者暴行的优秀诗篇。《三元里》《青州兵叹》真挚赞颂了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英勇抗争，《狱中题壁》《宝刀歌》亦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晚清诗文空洞无物、陈旧迂腐的风气为之一振。

　　然而，诗歌严谨的形式与创作传统束缚了变革的进一步深入，相比之下，小说更加灵活生动，在借鉴了西方文学技巧后，艺术手法日益多元化，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小说作为最初的尝试，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反映了改良国家的倾向。

　　小说的地位急剧上升，对其理论上的探讨、实践上的弘扬也日趋丰富。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强调了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主张小说治世，他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新中国未来记》以倒叙的手法勾勒出了对六十年后“新中国”的美好畅想，夹杂大量政治议论，抨击了黑暗的社会现实，通过政治小说的形式对新小说进行探索。科幻小说则从另外的角度描绘文人的救国梦：《新纪元》憧憬百年后拥有先进武器的中国战胜了白种人国家，迫使他们主动求和；《电世界》的主人公用电进行发明创造，征服了欧洲，使中国称霸世界；《新野叟曝言》中，中国人不仅征服了欧洲，还占领了月球和木星；《月球殖民地》的主人公因参与反清革命而流亡海外，搭乘世界上最先进的飞艇在世界各地游历⋯⋯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等小说类型也纷纷涌现，它们着眼于现实，呼唤救亡图存，从功能和形式上探索着文学的变革路径。

　　“抛弃旧文学，建设新文学”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作为新文学产生的首要条件，提出抛弃文言文，倡导白话文，强调文学应该真实、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从理论上对新文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阐述。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对古代文学进行了激烈抨击，要求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呼吁“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如前文所言，文学革新的浪潮一直未曾断绝，陈、胡二人的主张也并非完全前所未有，但他们对古代文学进行了更加系统的批判，以更为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对现代文学理论进行了阐发，奠定了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也成为了现代文学诞生的理论标志、新旧文学的分水岭，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里进一步呼吁白话文，“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的解决⋯⋯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倡导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从现代传播学理论看，“媒介即讯息”，媒介本身就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影响着人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与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文言文不能满足近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变革的需要，限制了人们的表达和思维。社会变革需要语言变革的共振，现代思想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语言为载体，才能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是五四文学重建的核心内容。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成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创者。这一期的《新青年》杂志大量刊登白话文作品，并率先完全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使用白话文渐成风尚。这之后，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认白话为“国语”，要求学校实行国语和白话教育，最终确立现代白话文的文学语言正宗地位。

　　彼时的中国，文学是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载体，白话文统治地位的取得为现代思想在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之间的顺畅传播大开方便之门。自此，文学对旧社会的批判得到更大范围的共鸣，也日渐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战场，在与社会思潮的互动中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

　　“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

　　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传播对象，也是被新文化倡导者们寄予挽救民族危亡期望的有生力量，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青年”始终是题眼和关键。陈独秀在创刊号中也明确指出：“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以及时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与《新青年》侧重理论的特点互补充，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进行了报道，具有很大的影响。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旨在引导中国青年融入世界思想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在青年学生中很受青睐。

　　新思潮风起云涌，对青年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动员，青年们变革社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开始积极探索社会发展和民族自强的道路，诸多青年团体相继成立，一批杰出青年骨干代表脱颖而出，为五四运动积蓄了力量。

　　新事物的发展需要过程，尤其是观念的转变，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此早有思想准备，陈独秀就坦承“《新青年》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需要十年八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尽管白话文是对新思想传播的重大利好，但它自身统治地位的确立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定时间。五四运动爆发，既是新文化与新思潮激荡的成果，也对文学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罗家伦在总结五四运动时这样说：“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发生于世界大战终了之时。当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的人，大多数还是莫名其妙，漠不相关。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二、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四百余种之多。其中内容虽有深浅之不同，要是大家肯出来而且敢于出来，已经是了不得了！”

　　的确，新文化运动中北洋政府教育部认可了白话的“国语”地位，而那也是发生在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正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所说，“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势”“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

　　至此，我们可以说，文学革命在催化五四运动之后，也终于得到了些回报。事实上，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使命下，两者实现有益的互动是历史的必然。经历了五四洗礼的新文学从传统文学的窠臼中突围，洋溢着狂飙突进的时代色彩，其全新的面貌、勃勃的生机，时至今日再去看，依然无比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