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五四百年，青春激荡
五四百年，青春激荡
文/马婕
但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1919年5月4日，丧权辱国的消息从巴黎传来，湟湟中华的命运顷刻系于一发——巴黎和会不顾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无理否决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并试图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至日本。那一天的下午，为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北大学子奔走呼号，组织起北京十余所学校三千多名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和东交民巷，喊着“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翻身而入赵家楼，一把火点燃了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历史的暗夜长空，开启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五四运动是一场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特殊的历史背景让那个时期的青年迅速觉醒。磨刀霍霍的列强、满目疮痍的祖国、疲弱无力的政府、陷入绝境的人民，激励着青年，特别是接触了世界先进思想的、有文化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奋力寻觅救国之路。
各种主义、学说潮水般涌入中国，形形色色的社团、学会、报刊竞相出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语言、哲学各个领域里都交锋论战不止，马克思主义也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响传入中国。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在北大、师大等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中引发热烈反响。五四运动吹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广泛传播的号角——以《新青年》和《晨报》为阵地，李大钊、陈独秀、陈启修、顾兆熊、刘秉麟等人撰写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和理论，并鼓励“青年人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彻底地、毫不妥协地支持革命，实现“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夏明翰等一大批有志青年坚持“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深入工人群众，开办学校，组织工会，探索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途径，使工农阶级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有了准备，陈腐黯淡的旧中国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后因租界巡捕袭扰转至嘉兴，于8月3日在南湖红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时，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才27岁，秉持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五四精神的坚守，这些革命青年们视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为了真理和革命理想，不畏艰险，大义凛然。其中，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有“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的杨超，有“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吉鸿昌，有“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赵子曼⋯⋯巾帼须眉，皆为英雄。他们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带领亿万中国人民披荆斩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走出了列强之压迫、国民党之压榨，开辟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复兴之路。
百年之间，中国社会历经变迁，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五四精神所诠释的“爱国、民主、进步、科学”一直被青年们奉为圭臬，并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相比先辈振臂一呼、革命救国，当代青年选择了脚踏实地、奉献建国，成为各行各业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勇于打破常规创新创业的青年创客，努力将奇思妙想转化为现实产品，动手创造万物，行动改变世界，为国家经济、科技进步创造了多种可能；扎根基层的高校青年选调生，不辞辛苦行走田间地头，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带领乡民脱贫致富；攻坚克难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殚精竭虑，以青年奋进之心铸国家科技文化发展之动力，支持祖国向世界科技战略竞争制高点冲刺；披肝沥胆的青年海外维和官兵，不惧牺牲，高标准完成维和任务，用中国担当守卫世界和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道：“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身为青年，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个人目标与国家命运同向而行。五四百年，不变的是青年的初心、青春的力量。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进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五四先驱们孜孜以求的强国梦、复兴梦已见曙光。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必将坚守五四初心，同心同向砥砺前行，情系城镇乡野，指点三山五岳，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收拾山河待百年约，让中华震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