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这个5月，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5月，可能是翻开新的一页，可能是被过去的路径更加锁定。

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点

文·赵义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国社会发生了多起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中国社会每年发生的公共事件都不少。年年如此，总是会有人忍不住想：除了那些好看的经济数字，我们的社会究竟取得了哪些真正的进步？

笔者从来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社会总是在进步的，今天比昨天要好，明天比今天要好，“青年必胜于老人”。

虽然，随着年龄渐长，对过去的美好事物，比如从业者或痴迷者状若宗教、与人生意义浑然一体的京剧；或者对现在的美好事物，比如幸亏因为旅游业还处于“似醒非醒”阶段，因而地方文化仍然保持着纯真色彩的千年古村，心中也慢慢会体味到一种“过去的温情”。但我始终不相信，过去某些年曾经存在过一个“黄金时代”；我始终相信，希望还是在未来，在我们将用自己的双手开创的美好的未来。

哪怕，现在的“进步”经常是以个体的牺牲来实现的，或者以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群体的牺牲来实现的（发生在8年前的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这些并未动摇我对中国社会能够在持续改良中获得进步、闯过所谓“历史三峡”的信念——我知道，这样说，对已经被牺牲的当事人来说当然是非常残忍和不公平的。

真正让我担忧的是，因为公共事件密集发生，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会陡然上升，让我们更容易被过去的路径所锁定，无法实现在新规则下的新平衡。过去，在“发展”这面大旗下，大家可能还基本相安无事，因为或多或少都能从发展中得到一定的好处，在旧规则下总还有闪转腾挪的空间。但当利益关系日益显性化，在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的驱使下，人们可能就不再愿意去冒改变“游戏规则”、尤其是“枪打出头鸟”的风险。

比如，在魏则西事件中，固然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到百度头上，但对于“患者—莆田系医院—百度—百度的海外投资人”这样一个奇特的“食利金字塔”，公权力早就应出手，但因为有关部门不愿意触碰互联网巨头海外投资的VIE结构（协议控制）这个治理难题，对于互联网巨头的经营集中行为也就不进行实质性审查。在过往的司法诉讼中，胜利者几无例外都是百度。而对百度来说，对原有商业模式的风险早已洞若观火，但对单一盈利模式的依赖，让转型迟迟不见实质性动作，直到事情不可收拾的那一天的到来。

我们常说，现在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密集爆发期。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虽然中国社会总体稳定、积极向上的趋势不变，但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燃点却是在增加。从最近一个多月的这些公共事件可以看出，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一直存在，比如环境污染、互联网巨头的监管、高考的公平性、医患关系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积累到今天，所涉及到的利益关系日益显性化，已经到了不断催生各种公共事件的阶段。中国社会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所以，2016年这个5月，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5月，可能是翻开新的一页，可能是被过去的路径更加锁定。

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仍是很乐观的。让我感到乐观的，当然有国家领导人深化改革的坚定意志和行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公共事件当中看到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比如自组织的舆论场的力量就越来越强大。纵然像最近异常火爆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的作者黄灯说的，“在改革中得利的有些人，已经翻脸”，但要真正获得安全感，无论哪一方最终还是得回到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相互制衡的社会这个大方向上来。

没有制约平衡，就没有安全感。这对谁都一样。权力再强大，也只有在一个普遍信仰法治、讲规矩的社会氛围中才能真正“放松”下来。企业再强大，在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多元化社会中，总是会有潜在的挑战者出现。而民众再弱小，但聚沙成塔，一旦在法治和理性的框架内凝聚成一股力量，往往也能左右事态的发展——这也意味着民众要摆脱过去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

在一个日益多中心的社会，进步的获得越来越不是那种自上而下依靠一个权力中心强力推动的模式，更多的是日益多元的力量的互动和制衡达到的相对“均衡”的产物。正是这一点，是让我对中国社会走过矛盾和问题密集爆发期、化危为机，感到非常乐观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时代大变化下，领导人经常表现出来的也是“顺势而为”。在对前述公共事件的讨论中，有一种非常大的担忧，即担心在处理这些公共事件中，权力体系会不会层层被绑架。从目前事态的走向看，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比如，在雷洋案中，北京市公安局在事发12天后公开表态：公安机关坚决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坚决依纪依法处理，绝不护短。这个信号已经很清晰了，真相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