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西与皇帝面谈

文·胡续冬

尽管无从考证中国人对巴西的了解究竟始于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明末清初以来，国人对巴西的认识最早都是经由欧洲传教士转述的，比如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坤舆图说》等书对巴西的记叙，构成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士绅了解巴西的基础。这些地理词条式的记叙篇幅有限，而且大多充满道听途说的错误咨讯，散发着浓郁的不靠谱气息。

中国人首次根据自己的第一手经验撰写的巴西资讯，大概算是道光年间谢高清《海录》里的巴西部分。谢高清曾遭遇海难，被外国船只搭救后随船闯荡了包括巴西在内的很多地方，见闻的直接性是有保障的。不过，因为谢高清是个文字水平有限的底层人士，晚年又失明，《海录》是他口述后同乡文人杨炳南笔录整理的，“保真度”存疑。

而中国第一个亲自前往巴西并将个人的见闻体验与多方搜集来的资料打包汇总成书，详细介绍巴西的地理、物产、风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知识分子，当属1887年清廷派出的游历大臣傅云龙。

傅云龙生于1840年，在出任游历大臣之前，是一名苦心研读、仕途黯淡的儒家画风宅男，做过幕僚，编过地方志，以“郎署二十年，碌碌无所短长”自况。1887年，清廷试图改善以往对世界各国认识不足的局面，以公开招考的方式，遴选了十二名海外游历大臣，并责成他们沿着各自的路线考察完毕之后，必须撰写尽可能详尽的考察报告，以增进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傅云龙在选拔考试中考了第一名，领到的任务是与顾厚焜结伴，游历日本与南北美洲诸国。

抛下傅云龙在其他国家的行程不说，单说巴西这段，傅云龙绝对是在hard模式下打怪通关的。旅途漫长、翻译难寻、经费拮据都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他去的那段时间巴西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一带正闹黄热病，“黄疫四起，日损三百余人”，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和大批贵族都在郊外躲避瘟疫，七天才返京一次。傅云龙乘坐的轮船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时候，很多原计划在里约下船的乘客出于对黄热病的恐惧纷纷决定放弃上岸，只有傅云龙和他的搭档顾厚焜硬着头皮下了船。乘船离开巴西的时候，傅云龙还曾亲眼目睹从巴西登船的乘客因染上黄热病在船上暴毙，惊恐之状可想而知。

和1879年巴西政府派往清廷的特别使团相比，傅云龙对巴西的访问在日程安排上极为紧凑，仅仅十天的时间，既要拜会巴西皇帝、了解巴西政治格局和军事实力，又要考察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等各方面的状况，迅速自我科普巴西的历史沿革、地理物候、风俗人情，还要尽可能多地寻访散落在巴西民间、与“天朝“疏离到甚至不会讲汉语的华工及其后裔。今天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晚清官员大多冥顽腐朽，但从傅云龙在巴西的行程上来看，他的工作效率和学习能力并不输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那些训练有素的外交官。

在考察过程中，傅云龙对巴西抱有极大的好感，这和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在接见他时展示出的个人魅力不无关系。傅云龙在日记中写道：“舌人学操土语，王曰：吾通英语也。问来去路，并及矿工。将出，王握手言再见，曰古拜。”大意就是说，佩德罗二世觉得翻译不太给力，就对傅云龙说：“我会英语，咱直接英语聊吧。”聊完握手告别时还跟傅云龙说“古拜”。傅云龙事后写诗称赞佩德罗二世“卽之也温如春风……年六十四颜则童”。他在行程中碰见的其他巴西人，无论是政客还是贩夫走卒，都给他留下了极为友善的印象。

对人的好感、对陌生物候和习俗的强烈好奇心，促使他疯狂地搜集各种葡语版的一手资料，在返程途中他就展开了对资料的消化工作：先请人把葡语翻译成英语，然后自己再从英语译为文言文。尽管只有匆匆十天的考察时间，傅云龙回国后却写出了十卷本的国情概况《游历巴西图经》以及具有私家衍生品性质的旅行日记《游历巴西图经余记》、诗集《游历巴西诗志》。

在这一系列著述中，傅云龙不但首次为国人建立起了框架较为完整的“巴西百科”，还驳斥了此前的传教士叙述中对巴西的妖魔化记叙，用切身的体验和详实的材料把巴西描述为一个“政俗皆美”的社会，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绕开欧美话语霸权直接认知巴西这个南美大国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