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希姆·施泰纳：从嬉皮士到“绿松石”

文·本刊特约记者   樊小可

5月23～27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主办的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环境规划署总部举行，会议以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环境目标为主题。虽然是在讨论一个如此严肃而严峻的话题，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西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的发言依旧镇定自若、气定神闲，这是属于他的风格，大声疾呼从来不是他的选择，他觉得用平和的语调谈论严峻的环境问题会产生更大的震撼力量。

现年55岁的施泰纳自信从容，充满人格魅力，儒雅的谈吐、不凡的气度与率真的性格，让人会不由自主地想靠近他，“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这首纯净的小诗，送给他是很适合的。

在为期5天的会议中，共达成了海洋环境治理等25个决议和行动计划，可谓成果丰硕，也为施泰纳即将结束的10年任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大会已经正式选举挪威前环境与外援大臣埃里克·索尔海姆接替施泰纳，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下一任执行主任。6月15日卸任后，施泰纳选择前往牛津大学，开始自己的教学生涯。

摆脱花钱买官质疑

施泰纳出生于巴西，在德国长大，拥有巴西与德国的双重国籍，1983年获得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伦敦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与区域规划。因为兴趣与志向所在，从1985年毕业开始，施泰纳的工作一直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相关，起初在一家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德国联邦政府企业从事农村区域发展工作；1991年开始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工作，先后在南非担任项目协调员、在华盛顿担任联盟全球政策中心高级顾问；1997～1998年担任湄公河委员会首席技术顾问；1998～2001年担任世界水坝委员会秘书长；在2001年，施泰纳回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出任秘书长一职。

直到2006年，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名下，联合国大会一致选举施泰纳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五任执行主任。按照聘任制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每届任期为4年，但是因为在工作方面卓有成效，2010年，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再次提名他担任这一职位，并于2014年第二次延长他的任期。

在位10年，施泰纳获得了联合国内部和各国环境工作者的认同。这种认同感，在他上任之初，曾一度降至冰点，甚至被否认所代替。原因是入职不久，有人揭示他是此前授予安南50万美元迪拜奖的审理人员之一，这让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贿赂风波”。

其实，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施泰纳需要放弃很多东西。前者在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环保组织，总部位于瑞士格朗，在日内瓦湖畔，景色秀丽，是施泰纳所获得的办公环境最舒适的一份工作；而搬家到非洲东部的肯尼亚，人身安全似乎都成了值得忧虑的问题，因为住所远离海洋，还不得不抛弃他最钟爱的风帆冲浪运动。施泰纳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接近紧迫的环境问题比乘坐喷气式飞机、舒适的工作环境更重要”。但是，外界的质疑声并未因此而停息。幸好，施泰纳与安南都有信心与耐心，去等待时间的证明。

就后来的事实而论，施泰纳的工作能力是对得起这个岗位的。自他担任执行主任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2008年转型成为一个气候中性组织，宣布此后每年将为自身的碳排放购买碳信额度，并力争每年减少3%的碳排放；同年，向世界推出了其绿色经济计划；2010年组织多国力量成立了一个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致力于弥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鸿沟；推动了全球第一部限制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俣公约》的最终签署等等。

在种种发展成就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必须将施泰纳载入自身发展史册的最重要理由是，在他治下，环境规划署将其由58个成员国组成的理事会，升级为联合国环境大会。从2012年的“里约+20”峰会提出动议，到2013年3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再到2014年6月第一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成功举办，环境规划署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环境决策平台，自此，施泰纳可以组织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以及观察员国在部长级层面商讨和制定影响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和政策。

当施泰纳卸任时，当年的“贿赂风波”早已烟消云散，肯尼亚总统乌呼鲁•肯雅塔更是对他表现出了足够的认同与尊重，“肯尼亚无疑会想念你。无论你身在世界何处，请记住，你在肯尼亚有一个家。”

重视个体力量

2016年联合国环境大会提出的口号是“健康星球，健康人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一系列报告，用醒目的数字向人们昭示，环境的恶化正在导致人类过早死亡，全球四分之一的死亡人数与环境污染有关。“健康的地球能让人类健康的小船扬帆远航，也会促进经济和社会蓬勃发展。本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的目标就是想办法让环境始终是人类福祉的庇护所，而不会成为伤害人类的刀刃。”施泰纳如是说。

在他看来，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推动绿色经济，需要与各国政府沟通、协作。“如果各国之间不能很好地沟通交流，那么我们联合起来共同为全球服务的努力也会是令人失望的”。当初之所以选择来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是因为在联合国可以更便捷地与各国政府、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打交道，从而谋求更多的改变。

不过，施泰纳认为，在防范人类足迹危害生态这件事情上，普通民众同样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他可以说是一个环保领域的实用主义者，认为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让民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注重环境保护，无论是采用更加节能的家用电器，还是拒绝为珍惜野生动物偷猎买单，都可以产生巨大效应。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组织过一个名为“绿色捣蛋鬼”的嬉皮士团队，开着大巴车到各地宣传环保理念，当时他们倡导人们购买可循环利用的环境友好型产品。从某种角度来说，嬉皮士们的出发点更贴近人性善良的那部分，他们像是当时“垮掉派”的精神导师，是一群求真的反主流。“雅痞”施泰纳的行动倒是与这种观点相契合。

后来加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儿童会议，隔年举办一次国际青少年会议，施泰纳会与他们讨论环境问题，交换意见。“我深信孩子们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环保信息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兴趣，未来的希望也就越大。”

当然，施泰纳口中的普通民众，也包括他自己。作为全世界环保工作的最权威代言人，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以身作则。自从加入联合国，因为工作原因，施泰纳需要经常乘坐飞机往返于世界各地，但是他坚持为旅行所造成的碳排放购买碳信用额度，“这是一笔数目很大的支出，但我必须这么做”。在肯尼亚这个垃圾几乎一律填埋的发展中国家，他依然在自己家中坚持垃圾分类的习惯。他将积蓄的一半用于投资，只投资于那些生态可持续领域的基金。

这些活动也获得了他太太的认可、支持与参与，因为她同样是一名在环保领域工作的人士。

环保领域实用派

性格中同时包含了巴西人的热情与德国人的严谨，让施泰纳很适合做环境保护这类不能放弃，但需时时做出妥协与调整的事业。

身为经济学高材生，施泰纳对问题的判断始终是理性的，熟稔外部性、代际公平等概念，让他对环保必要性的解释毫无压力。在早些年，他曾致力于寻找解决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等的问题最优解决方案。然而，在环保领域工作多年之后，经历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谈判失败等一系列“打击”，施泰纳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更加清晰了，“当涉及到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世界面临着许多越来越复杂的挑战，没有任何协议能够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所有问题，不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会伴随着机遇出现”。

在最初执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时，他呼吁各国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现如今，看到了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业态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和欧洲带来的变化，施泰纳更加自信地说：“环境保护问题不能独立于其他事务之外，它是一个系统而长远的经济发展问题。绿色和经济不是需要平衡，而是需要找到结合点，把绿色成功变成未来经济的一部分。”

关于环保，有争论，因为每一个议题或者措施都不会是最完美的那个，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行动。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副主席，施泰纳常来中国。当他发现中国大量用电动自行车代替污染物排放超标的摩托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马上着手在非洲去推广。当他意识到，绿色经济转型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但相关的融资却跟不上需求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立即投入到了相关课题研究。“最近，我们正在和中国人民银行合作，探讨激励绿色融资的政策建议。”在2015年，环境规划署与弗里兰基金联合推出“亚洲环境执法奖”，用来鼓励那些站在第一线捍卫环境法律法规的人员与机构。

施泰纳将这些称为“绿松石运动（Turquoise Movement）”。把环保主义的绿色和大海的蓝色混合在一起，代表着新一代尊重科学的环保人士，他们不盲目崇拜大自然，不会要求人们勒紧裤腰带，而是运用工程师的智慧，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用创新与实践来助推环保事业的发展。

在卸任之际，施泰纳对环保事业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已经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了协议，《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已经生效，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地将环境问题放在所有议程的核心位置，这一切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不过，他同时提醒后继者们，文件摆在那里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激情被点燃之后，需要实实在在的科学规划与行动。

文章来源于《能源评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