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之间

文·刘书刚

在古代中国，每一个读书人不假思索就能背出《大学》开篇的这段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齐治平，就这样成为很多人理想生活的模版，这里面既有对个人生活的妥善安置，也有对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能至于此，夫复何憾。

可仔细揣摩一下，有了齐家的本领，是不是就一定有治国的能耐？家国之间的跨度，会不会有些太大？

看起来，顺畅无比的排比，像是在遮掩逻辑的裂痕。不过，对于儒家学者而言，这样的说法并没有推理上的困难，它的背后，有周代特定的社会形态做支撑。周代行分封之制，天子将土地分与诸侯，诸侯中的绝大多数，要么是王室之同姓，要么是朝廷之姻亲；依此类推，诸侯在自己国内，又将土地、人民分与大夫，由其代为管理。整个周王朝的统治集团，其实是一个由血缘关系勾连起来的巨大的贵族集体，所谓的政治活动，某种意义上，就是妥当处理亲戚关系。大夫之封地为家，诸侯之封地为国，天子有其天下，家、国、天下之间，自然可以轻松跨越。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这种社会形态基本已经崩溃，讲究温故知新、风格比较保守的儒家，虽然以其为根基阐发思想，但无力扭转它日趋颓败的局势。在各国形成的新体制里，君主雇佣各级官吏来处理大小事务，不再通过贵族集团来实行统治，这时与“国”对应的“家”，也已经用来指称普通人民的家庭。家、国之间，就不再那么容易彼此过渡，它们甚至会有一定的矛盾、摩擦。

比如，商鞅变法时，家庭就是着重处理的一个问题，他以国家的力量，以法律的形式，来限制家庭的规模，制定了一些有点不近人情的政策。他规定，若一家有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之后，要在政府处登记，分家另过，单立门户，交纳“户赋”，实在不愿分家者，需加倍征收户赋。这显然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国家的益处还不限于此，秦国还有所谓的“授田制”，每一户都给予一定数量的田地，开垦耕种之后，按面积交纳田租，所以，强行分家还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

按照商鞅的说法，这一政策对人民同样有利，因为杜绝懒散浮荡之风，所有人都全力生产，也就可以家给人足，积累的财富还能应对凶年水旱之灾。但实际上，对很多家庭而言，这是一种伤害。一个家庭的维系，需要一些物质保障，至少也应该配备基本的生产工具，富裕家庭的儿子另立门户时，可以分得一些启动资源，贫困家庭显然就无力应付。贫家子弟发现根本分不起家，又不能无视国家的法律，只好去做“赘婿”，地位跟家奴差不多。

秦国就是这样实现了富国强兵，但统一之后又迅速覆灭，也令人深思。而儒家的“家国天下”之说，虽是从已经消逝的旧体制中发挥而来，在新的社会形态里并非就失效。人们并不在意“家”的含义已经暗中偷换，也不想细究其中的逻辑是否合理，而是乐于看到家国之间的融合无间、互相扶持，毕竟，没有家不会有国，同样，没有国的支撑，家庭，也往往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