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提赫·比罗尔：内部改革者

文·本刊特约记者  李瑜

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已就任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署长一年有余，回顾他这一年多来的作为，不得不承认，虽然是第一位在国际能源署内部成长起来的署长，但其对该组织的改革让人充满期待。

划时代的任命

一头浓密的银发，两道弯弯的粗眉，黄皮肤、大眼睛、双眼皮，这是典型的中东人外貌，现年58岁的土耳其经济学家、能源学家比罗尔，在2015年9月1日正式接替了他当时的女上司范德胡芬，出任国际能源署第七任署长。他的任命，对于国际能源署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突破，比罗尔是该组织第一位从内部选拔出来的署长，在他之前，署长一直由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委派。

在2015年早些时候，对比罗尔的提名毫无意外地得到了成员国的一致通过，因为在升任署长之前，他已经在国际能源署工作了整整20年，因此比之前的任何一位署长都要了解这个机构。用一个内部者的眼光和视角，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国际能源署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引导这个组织在新经济形势下发挥作用的途径。

与前几任署长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比罗尔并非政府官员出身。比如前任范德胡芬，在空降国际能源署之前曾长期曾担任荷兰的教育、文化及科学大臣、经济大臣，而比罗尔是一个纯粹的能源领域专家，不论是求学经历还是职业生涯，都与能源研究密不可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成绩优异的比罗尔前往奥地利，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先后取得了能源经济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他选择留在维也纳，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总部秘书处从事了六年的能源经济研究工作。由于土耳其并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经济体，对于年轻的比罗尔来说，这并不是一份容易担当的工作。不过，他还是在为该组织效力期间获得了诸多宝贵经验，在他供职的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力日益显著，这为比罗尔的能源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这段经历，也为他日后在国际能源署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1995年，比罗尔正式加入国际能源署，此后经过10年的努力与磨练，于2005年成为了国际能源署的首席经济学家。随着自身能量的不断增加，他开始变得“不安分”，到2008年时已经身兼首席经济学家和全球能源经济部主管两个职务，但显然，他的时间并没有被填满，于是在这一年接下了《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的创刊任务。他亲自设计并撰写了第一份报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该报告通过缜密的能源数据统计与分析，详细论述全球能源生产、消费趋势，以及政府政策的影响，其给出的年度和中长期预测，很快担当了全球能源风向标和投资指南的重任，成为全球能源市场战略分析权威。而作为整个报告主脑的比罗尔，则成了权威中的权威。这些还不够，2010年，他又提议并成功在国际能源署内部设立了能源商业委员会，他本人担任主席一职，通过会议与论坛加强政府决策者和能源产业界的沟通与协作。

因为在全球能源领域的声誉日盛，比罗尔曾排在《福布斯》杂志评选出的全球能源领域权势排行榜前列。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全票通过让他升任署长，体现了这个老牌国际组织专业化转型的决心。

我们需要更进一步

走马上任后的比罗尔，频频讨论的话题除了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传统话题，还涵盖了一项新的内容——国际能源署现代化改革计划。作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国际能源署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因为在设立之初，石油和天然气一度是国际能源贸易和投资的几乎全部内容，因此这个能源圈最大的政府间组织有着过于浓厚的油气背景，让它在新能源大行其道的当下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另一方面，随着时移势迁，全球能源消费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已经由上世纪70年代的60%下滑到了2010年的41%，在消费版图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兴国家被挡在国际能源署大门之外，让该组织的权威性受到了质疑。新官上任三把火，比罗尔需要对这两个挑战做出自己的回应。

新能源当然是热门话题，在履新之初延续前任的做法，在全球力推新能源是一个不错的保险过渡方式，不过，这显然不会是比罗尔的唯一选择。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最新预测，其成员国在全球能源消费量中的比重将在2035年进一步降低到33%以下，这个机构如果想要维持传统意义上能源消费国强势集团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与新兴国家的合作。因此，这成了比罗尔给国际能源署“做手术”的切入点。

据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2035世界能源展望》预计，未来世界能源消费增量将有超过一半由中国和印度两国贡献。在比罗尔看来，国际能源署必须谋求同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进一步合作。因此在他上任后仅一周时间，就突破性地选择了中国和印度作为首次官方出访的目的地，而非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这在国际能源署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而中国，无疑是比罗尔关注的重中之重。“如果我不得不选出三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国家，那么我的答案会是：中国、中国、中国。我出访的目标就是要告诉在中国的同行们，中国与其他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不应仅仅是国际能源署的合作伙伴，而应该成为完全的参与者。”也正是因为比罗尔的坚持和努力，其上任两个月之后，2015年11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能源署能源部长级会议上，中国首次以联盟国的身份加入了国际能源署，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是国际能源署伙伴国，这就意味着，中国与该组织的合作又近了一步。今年5月份，中国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原副司长杨雷被任命为国际能源署署长特别顾问，这也是该组织自成立以来第一次聘用来自中国的能源人士担任其高级官员。比罗尔重视中国，并非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我们需要更快一点

除了谋求与非成员国的进一步合作，比罗尔对国际能源署的改革重点还体现在组织功能的变迁方面。最初以石油安全为目标的国际能源署，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能源转型问题上，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新能源的技术革新、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等等。“国际能源署应该成为清洁能源的国际枢纽”，比罗尔如是说道。

前任范德胡芬同样倡导清洁能源，但是她认为能源转型需循序渐进，因此碳捕捉与封存（CCS）技术是一个由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过渡的“必备技能”。然而，比罗尔希望能源转型的速度能够更快一点。今年6月29日，国际能源署在北京发布了《世界能源展望2016：能源与空气质量特别报告》，以2015年的污染物排放数据和到2040年的展望为基础，分析了全球能源产业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该报告再次不厌其烦地强调，导致空气污染的很多根本性原因和解决方案都与能源息息相关，治理污染，首先要“治理”能源产业。

除了高大上的报告，比罗尔也会用亲身经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他常常回忆起在家乡土耳其安卡拉的童年生活：“那时候安卡拉的机动车很少，我和小伙伴们能在街道上踢球、嬉戏，但每到下午5点半，母亲总会让我和兄弟们准时回家，因为当时大量的燃煤让安卡拉的空气受到了重度污染，母亲不想让我们过多地暴露在有毒的空气中。如今，作为土耳其首都的安卡拉已经在改善环境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煤炭已经被天然气及其他清洁能源所替代，尽管街道上机动车来来往往，孩子们想在马路上踢球不再可能，但人们可以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空气。”从比罗尔殷切的眼神中，我们知道，他希望安卡拉的变化能够在全球范围加以复制。在这方面，比罗尔始终身体力行，在中国访问期间，他坚持带着所有同行的工作人员乘坐地铁赶往会议或演讲地点。

同时，比罗尔强烈呼吁全球的能源企业重视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冲击：“如果任何一个能源企业认为气候变化政策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商业策略，那他们将犯下致命的错误。”

上任一年多， 比罗尔的革新思维和他的专业精神一样，受到了内外部的普遍认可。他的上任也可以说是正当时，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会议上，近200个缔约方国家通过了首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全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应对能源与气候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比罗尔接下来的任期内，这位来自内部的改革者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以及对能源产业更美好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