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然后是完成

走近一个人，阅读一本书，完全是缘分。尽管是一种迟到，但我最初读到俄裔诗人布罗茨基用英文写作的散文集《小于一》，却只是因为和朋友在年初碰巧看了一出以他的事迹改编的话剧《审判寄生虫》。

大量传记色彩的诗句、文本伴随主人公密集而热烈的台词流溢出来，震动我的是其中一句：“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

布罗茨基当然有资格以这样的方式谈到恶，考虑到他只因热爱写诗而以体验生活的面目频繁换动工作，便在24岁时被当局以“寄生虫”名义判处5年劳改；考虑到他32岁时最终被驱逐出国，并终生无法与父母相见。但另一方面，布罗茨基与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一样，终生拒绝以廉价的方式谈论自己在集权国家所受的痛苦，无论其出发点多么政治正确。

这部散文集主要写作于1975年到1985年，曾在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书评奖，事实上奠立了布罗茨基在英语世界的写作基石，因为他的大部分诗作都以俄语写作。除了《小于一》《一个半房间》（《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逃离拜占庭》也可视为作者的空间记忆）少量带有自传色彩的回忆文字，集中多数篇什都是敏锐而深入的诗人评论，其中对于诗人奥登、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的叙述，可谓知人论世的深情文字。其解读之精深乃至冗繁，不由让人想起传记作家洛谢夫引述的一段材料，密歇根大学学生对布罗茨基诗歌课的回忆：“他才开始带领我们穿过声响和联想的密林，其间穿插着大量插笔和微型讲座，论及诗歌形象的逻辑、诗歌内容的伦理学、名词的喻义、韵脚等等……”

尽管如此，全书的基调奠定于开篇文字《小于一》，在个人乃至作为一个诗人觉醒的历程中，布罗茨基发现“我猜，这个小小的、后来稍大的驱壳里，总有某个‘我’，而在驱壳外则围绕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在驱壳里，那个被称作‘我’的实体，则永远不变，也永远没有停止观察外边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只是小于‘一’个。”

何谓“小于一”？人的罪过或许在于，他在一生之中始终“小于他自己”，小于一个能充分展示其天赋的人、实在的人，“非群居的”人，或者就是佛洛依德所言的“超我”。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完成与实现那个超越生物意义上的“我”，那个“一”，尽管途径如此不同。布罗茨基的选择当然是诗歌。

在为诗一辩的传统中，布罗茨基的声音异常响亮。在他看来，诗人，是语言存在的手段，美学先于伦理，“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为着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布罗茨基所阐明的，无疑是阅读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