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第斯小镇轶事

文·胡续东

在秘鲁北部的安第斯山脉深处，有一座看上去很普通的小镇，名唤圣地亚哥德丘科。这镇子海拔三千多米，人口就两万多一点，交通非常不便，距离最近的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城市特鲁希略还有将近两百公里的破烂山路。如果你碰巧在寻访印加古迹的自助游路途中经过这里而又没有经过任何备课的话，你可能根本就提不起在这里驻足半日溜达一圈的兴致，因为它看上去虽然也很古朴隽永，但是好像安第斯深山里也不缺这种犹如坐上时间机器穿越到几个世纪之前的憨萌小镇小村。圣地亚哥德丘科绝大部分居民都是印第安原住民，或者原住民特征极其明显的印欧混血人，小镇上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保存完好，庭院中带有墙根大石凳的典型的安第斯民居也比比皆是，时不时有羊驼穿过街巷，色彩鲜艳的印第安织物非常抢眼。这些景象在秘鲁北部山区再普通不过了，光靠风光、景物，圣地亚哥德丘科是刷不出太强的存在感的，尤其是考虑到安第斯山区还有库斯科城这种霸气侧漏的印加文明古都和马丘比丘这种不明觉厉的怪咖遗迹。

然而就是从圣地亚哥德丘科这样一个五线六线山区小镇上，走出过两个国际级别的大V。一个叫塞萨尔·巴列霍，20世纪西班牙语美洲先锋派诗歌的头号代表人物，对全球的先锋文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被很多英语国家的学者誉为“但丁之后全球最伟大的诗人”、“20世纪所有的语言中最伟大的诗人”。另一个叫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秘鲁赫赫有名的左翼革命家、政治家、游击队指挥员、“革命左派运动”（MIR）的创立者，人称秘鲁的切·格瓦拉，其激进的政治理念和革命实践对冷战时期的拉丁美洲左派乃至铁幕西边的左派阵营颇有影响力。这两个人都是在圣地亚哥德丘科完整渡过了青少年阶段之后才走出大山去各自领域闯荡的，尽管成长环境极为偏僻落后，但二人都有着耀眼的先锋性，一个是文化先锋，一个是政治先锋。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先锋派，这在欧美很多地方都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拉丁美洲却很平常，拉美各国很多享誉国际的大牛都有着偏远小镇成长史。

在文学先锋派塞萨尔·巴列霍和小前者一辈的政治先锋派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之间，除了故居在圣地亚哥德丘科相隔不远的两条街上之外，似乎很难找到交集。然而强悍的研究者们还是发现了隐秘的猛料。在塞萨尔·巴列霍极为晦涩又广受重视的首部诗集《黑色的使者》中，有一首叫《逝去的恋歌》的诗，回忆了他在圣地亚哥德丘科的一位名叫丽塔的前女友。这首诗传颂很广，研究它的人也很多，光是探究诗里的丽塔到底指涉何人的考据型学术文章就不计其数，还有拿这个话题当硕士毕业论文的。据说有六个圣地亚哥德丘科的姑娘都被认为很可能是这首诗里的丽塔，足见巴列霍在小镇上混得有多开。有些姑娘本人在年迈时还亲口对研究人员说，“这首诗里的丽塔就是我，我的名字里虽然没有丽塔，但是巴列霍哥哥跟我好的时候非管我叫丽塔！”，不过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孤证。最新的研究表明，只有一个姑娘，丽塔·乌塞达，有多个证据可以同时证明她就是诗中的丽塔，而她本人在世时却一直对此缄口不语。为什么她选择了沉默？因为她正是政治先锋派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的亲妈，如果开口承认自己是诗中的丽塔，好事者也许会给革命教父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伟大的形象安上类似于“隔壁老王”（这里应该是隔壁老巴？）的八卦身世。

不过，圣地亚哥德丘科版的“隔壁老王”还是现实常态。斯洛文尼亚著名诗人、翻译家阿莱希·希德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是把巴列霍的诗从西班牙语翻到斯洛文尼亚语里去的最重要的译者，几年前，因为已经翻了很多巴列霍的诗，阿莱希·希德戈决定去秘鲁圣地亚哥德丘科的巴列霍故居去看看。从利马到北部深山里的圣地亚哥德丘科路途非常遥远，大巴在山里摇摇晃晃非常惊悚。好容易到了巴列霍故居，里面一堆本地政要炫耀文学修养的展品，找不到什么有用的资料，阿莱希就坐上了返程的长途大巴。晃得快要散架的大巴开到一个山脊上的时候，突然有了手机信号，司机接了一个电话，挂了电话他突然对车上的乘客们说：“各位，对不起，我得请你们下车，我得赶紧原路开回去。我哥们儿给我打电话，说我刚走，我老婆就把一野汉子领家里去了，我这就回去捉奸去。我会让公司再派一辆大巴来拉你们的。”阿莱希还没反应过来，车上的乘客——基本都是印第安原住民——就二话不说全都下车了，他只好跟着下去了。捉奸司机开着空车绝尘而去。乘客们在原地等了很久，也没见车来。天已经黑了，阿莱希非常抓狂，但是印第安乘客们一个比一个淡定，默默地披上五颜六色的斗篷、嚼着古柯叶御寒。阿莱希询问周围可有人家，有印第安哥们儿告诉他半山腰上有个警察站，他就借了个手电问好了路往警察站赶。到那儿发现里面就只有俩警察，全都喝大了，拿着枪在夜色中胡乱射击，说是在比赛打夜间靶。阿莱希吓得赶紧又原路回到乘客中间，借了个富余的斗篷扛了一整夜，第二天上午新的大巴才开过来接他们。这趟巴列霍故乡之旅回来之后，阿莱希一提到巴列霍就会说：从那样偏僻的深山里能走出如此先锋的诗人，实在是太难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