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电”之后，只欠一死

文·刘青松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1943年12月2日晚，湖南常德，国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向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连仲等发出上述一封电报。这“最后一电”，感动了很多人，作家张恨水据此写下小说《虎贲万岁》。

常德保卫战，“虎贲”五十七师以八千余官兵抵抗三万多日军，血战十六天，仅八十三人生还。战前，余程万接到蒋介石“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电令，向官兵们喊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最后，余程万却没有战死。他率残部突围成功。余程万的弃城之举，激怒了在开罗会议上扬言守住常德的蒋介石。他下令以违抗军令罪将余程万送交军法处审判。虽有孙连仲等出面求情，余程万仍被判服刑两年。

守城之功与弃城之过，让余程万充满争议。要不要战至最后一人？这是个见仁见智，更见文化深层结构的问题。另一抗日名将方先觉，后半辈子一直被这个问题所折磨。

1944年8月7日，衡阳保卫战已至第四十六天。面对六倍于己的日军围攻，国军第十军仍在顽强抵抗。中午，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发出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随后，方先觉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被手下夺枪。手下劝慰他：要以近七千伤兵为重。当晚，方先觉派人与日军联系停战事宜，提出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日军进城后不杀害俘虏，对受伤官兵给予人道待遇。

次日凌晨，方先觉率部向日军缴械。抗战期间作战时间最长、敌我伤亡官兵最多的城市争夺战结束。当年11月，被看管三月有余的方先觉逃走了，并于12月回到重庆。他受到的公开待遇与余程万迥异。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

并非所有人都把方先觉视为英雄。后来，一些认为方先觉是变节者的大陆学者还与台湾同行有一番争论。学者邓野的说法较有代表性：蒋介石“断然否决方之投敌”，是政治需要。台湾学者无法否认的一点是：方先觉的率部缴械，不见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抗战时倡导的宁死不屈气节。

后来，被边缘化的方先觉不无伤感地对人说起：“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那次在举枪自决时没有把自己打死。”“最后一电”之后，“只欠一死”。这是余程万、方先觉们个人的悲剧，还是这个民族的悲剧？

台湾五指山，一块墓碑上镌刻着一行字：“国民革命军陆军前第十军战士方先觉之碑。”没有年考，没有职衔，只有“战士”。这两字里，藏着太多的骄傲，太多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