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苏联的心灵

文·小武

1945年秋，二战刚刚结束，作为英国外交部的一名文化官员，以赛亚·柏林访问苏联。当代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柏林，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此次访苏还是他1920年十一岁离开后首次回到苏联，这也使他成为战后少数得以访苏的西方知识分子。

战后的列宁格勒已完成了公共建筑的基本修复，街道干净冷清，围城的惨痛经历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居民普遍面容清癯，住宅宽广，因为围城中缺乏食物燃料，家具几乎被拆烧一空。在柏林眼里，经历了大清洗与大战之后的俄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所表现出的境况就像一个刚刚遭受过轰炸的地区，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立在已经荒无人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

屹立在那里的代表人物正是柏林在1945年先后拜访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马托娃。尽管两人在战前已经成名，但正是在卫国战争中，在俄国爱国主义情感的洪流中，两人的诗歌才开始受到了前线战士前所未有的诵读与爱戴。

刚一见面，帕斯捷尔纳克便向柏林谈起他1935年在巴黎参加反法西斯大会的情形。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不谙世故的帕氏告诉与会名流作家不要去组织，因为组织是对艺术的扼杀。回国途中，帕氏没日没夜与苏联作协书记谢尔巴科夫唠叨，以至于被认为精神错乱，某种程度上这也在随后到来的大清洗中保护了他。有些诗人当他们写诗的时候是诗人，写随笔的时候便是随笔作家，但是另外还有一类人，无论写什么做什么都是诗人，在柏林眼里，帕斯捷尔纳克和“阿克梅派”代表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便属于后者。

帕氏惭愧于自己早年的散文，对在大清洗中没有给予曼德尔斯塔姆该有的保护而心怀愧疚。他告诉柏林，斯大林曾打电话问他，曼德尔斯塔姆朗诵一首讽刺他斯大林本人的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氏却回答自己是否在场并不重要，他希望的是与斯大林见面谈论关于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以至于斯大林挂电话时冷冷地说道：“如果我是曼德尔斯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如何来为他辩护。”然而，这就是帕氏，一个单纯正直的诗人。1956年，当柏林再见到帕氏时，他慨然地表示：“至少，我敢像海涅那样说：‘作为诗人，我或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为人类自由而战的战士，我必将被人们永远铭记。’”那次会面上，帕氏不顾家人的安危，极力主张在意大利出版自己极为看重的小说《日瓦格医生》。

而让帕氏成为苏联心灵，还在于他对俄罗斯深沉的爱，他对托尔斯泰的崇拜也缘于此，在他看来，托氏与俄罗斯就是一回事情。柏林发现，帕斯捷尔纳克心甘情愿地包容祖国的缺点，除了斯大林的野蛮统治；尽管如此，他还是把1945年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他睁大双眼来发现那黑暗中的晨曦。

1980年，柏林将几十年前的会晤记录下来。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朋友建议他出版之前所写一系列对苏联文化与政治的观察文章，柏林却不愿在那样的时节增加一些幸灾乐祸的文字。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颗并不趋时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直到柏林逝世6年之后，这些文章才以《苏联的心灵》为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