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须文明，恋爱莫自由

文·杨早

1912年10月3日，举国筹备民国首次国庆节之际，上海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举行了一场辩论会，题目是“中国应否采用欧美自由结婚之制？”辩论会场面相当浩大，有男宾女宾二百余人到场，包括当过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与司法总长的伍廷芳，商务印书馆主事人、前清翰林张元济。

辩论会自然是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赞成一派的领头人物亦非同小可，乃是中国第一位女西医、赤十字会创始人，有“女界梁启超”之称的张竹君，而且赞成派人数众多；相比之下，反对一派就弱得多了，人数也少。决定胜负的评议员三人，领头的正是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李登辉（不要跟后来台湾那位搞混，这位李登辉是归国华侨，在这场辩论会之后的第二年，他一手创办了复旦大学，并担任校长23年）。

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在场大部分人都有留学经历或西学背景，但辩论结束，三位评议员投票，赞成派只得一票，反对派有两票，“中国不应采用欧美自由结婚之制”胜出。

这只是民国元年婚姻观念的一个缩影。在1912年，“文明结婚”是一个好词，意味着婚礼仪式的改良。《申报》1912年5月1日曾有一首《新女界杂咏》，内中单表“结婚”是：“无媒婚嫁始文明，奠雁牵羊礼早更。最爱万人齐着眼，看侬亲手挽郎行。”

5月7日一则新闻报道印证了诗中所言：谈先生与宋女士在上海愚园订婚。双方家长到场，由介绍人介绍两边人马，细谈大概两小时，“彼此皆极表欢洽之意”，最后双方交换戒指等饰物，行握手礼而散。

政府也提倡这种方便、节俭的仪式。5月13日大总统令：劝告国民，“冠婚丧祭诸费，必不可少者，极力从俭，其可少者，一概省之”。6月25日，《申报》报道民国礼制草案已经由国务院提交参议院审查；8月13日报道草案通过。其中规定婚礼和庆典、丧礼一样，只行脱帽三鞠躬礼，女子不脱帽。

但同时“自由婚恋”还不是一个褒义词。新闻里会出现“习闻自由之说，行为每多失检”的描述，评论则强调“从前之女教，弊在不重学术，而专言道德，今日之女教，弊在专重学术，而不言道德”。“自由”好象成了与“道德”相对的概念。

民元的婚姻改良，变化的主要是外在形式，内在观念并未大改，从政府、报纸争相表彰“烈女”可见一斑。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与婚姻自由处置，仍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举。上海有富商，因为女儿闹自由恋爱，曾下狠手将女儿扔进黄浦江中。此事轰传一时。

《申报》副刊有个栏目叫“海外奇谈”。曾经有篇文章嘲笑美国“妇女婚姻极其自由”，说他们的离婚率竟然高达15%，平均每场婚姻不超过五年，尤其是离婚理由，或因为骑自行车把老婆抛在后面，或因为先生不肯洗澡，千奇百怪，真是笑死人了。

所以有篇来稿开玩笑，说不如我们成立一个男的民国，一个女的民国，结婚之后，如果女的出轨，男的向男法院起诉，男的养小三，女的向女法院起诉，要是互相有啥轻慢欺凌之处，也都向各自法院起诉，哈哈，戏言，戏言，大家听听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