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场二战

文·刘青松

二战，上战场的时候，德国士兵背包里带着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日本士兵背包里带着背得滚瓜烂熟的尊奉天皇的《军人勅谕》，而他们的美国对手，背包里有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怀特的《人各有异》、斯通的《梵高传》、李普曼的《美国外交政策》、希提的《阿拉伯简史》、格雷的《战争中的科学》，或是海明威、托马斯·曼的小说。美国人海明威和德国人托马斯·曼，正好在长长的遭纳粹查禁的作家名单里。

1933年，德国境内掀起了一场焚书运动，纳粹当局宣称，为了纯洁德国文化，必须焚毁所有“非德意志”图书与文献。两年后，《我的奋斗》成为国家强制推广的读物。战争开始后，纳粹对占领国的图书馆实施“大清洗”。到1945年5月纳粹投降时，人们估计，德国人在欧洲销毁了一亿册图书。

就在希特勒疯狂焚书的同时，在美国，不少人意识到，有两场战争，分别在战场和图书馆两个地方进行，希特勒试图消灭的不仅是军队，更是人民追求的民主和自由。图书管理员们争论如何保护美国精神，使其免遭德国人的无形攻击。他们得出结论：最理想的武器，便是图书本身。一位图书管理员说，如果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能够“激起千百万人的不宽容、压制以及仇恨，那么，难道我们不会找其他的书来号召千百万人与之对抗吗”？

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主导下，全美掀起了一场人民向军队捐书的“胜利图书运动”，连童子军都行动起来，孩子们推着三轮车，四处募集图书。短短时间内，上千万册募集来的图书被送到美国军队。

随后，美国军队设立了图书专项基金，实施军供版图书计划。一位军方发言人说：“我们相信，有知识的士兵才是最好的士兵。我们相信，如果士兵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打仗，更快地结束这场战争。”

美国民间出现了一个“战时图书协会”，他们细化了军供版图书计划的具体实施，比如推出适合士兵携带的口袋书。

军供版图书的选题也拓宽了。有段时间，受《士兵投票法》一项修正案的影响，部分军供版图书因为涉嫌“政治宣传”被禁，各方愤而发声，有报纸评论称，“出于政治原因的新闻出版审查是法西斯制度”。最终，对军供版图书的限制被取消。

美国士兵们热爱军供版图书。炮火间歇，他们取出随身携带的书，美美地读上一段，暂时逃离战争。“在海外的两年战争生涯中，我经历了地狱般的日子……我非常难过，对世界充满愤怒，觉得自己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事和任何人。”一位水兵第二次读完军供版小说《布鲁克林有棵树》，写信给作者贝蒂·史密斯说，这本书让他的心被翻转过来，“灵魂获得了重生”。

美国作家莫里·古皮提尔·曼宁在其著作《当图书进入战争》里写道，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为军人免费提供了超过1.2亿册图书。他给自己的书取了个非常直接的副题：“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

图书是人类精神解放的武器，是真正的软实力。这个道理，其实那些焚书、禁书的暴君也懂，只不过，他们太在乎自己的权力，太害怕人民拥有自由了。他们的结局，必然是在对他国对人民的战争中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