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州，矿业绝不仅是一种资源，它更像一位时间老人，经历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下的红色辉煌，体验了踟蹰不前的灰色时光，也见证了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绿色转型。

赣州：根据地的固守和突围

文／王瑾瑜

从地图上看，群山环绕中的赣州，就像一个天然堡垒——东方，高峻的武夷山是赣闽分界；南面，九连山、大庾岭分开了江西与广东；西侧，罗霄等山脉成为江西与湖南屏障；向北去，同省的吉安等地市，也要跨越雩山等重重山岭；境内，则是这些大山的支脉或延伸，或高或低的山地或丘陵占据了赣州八成以上的面积。

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红色根据地瑞金，也成就了在瑞金辐射区域内的革命摇篮井冈山、将军县兴国。

今天，在这个长征的起点上，革命遗址高度密集，村子里、山道上，常常能听到红歌飘荡。红军服、八角帽则是这里游客的标配，他们中有相当比例，是参加体验式红色教育的学员。以党性教育和红色基因教育为主的红色培训，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升温，成为这里一份独特的产业，让这片土地光芒常新，光荣常在。

然而，巍峨的山不仅造就了红色历史，还孕育了丰富的矿产——由于地处武夷山成矿带，赣州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所以素有“世界钨都”和“稀土王国”之称。

但在赣州，矿业绝不仅是一种资源，它更像一位时间老人，经历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下的红色辉煌，体验了踟蹰不前的灰色时光，也见证了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绿色转型。

寻矿红土

赣州矿产开采的历史要追溯到清末明初，当时，德国传教士在赣州西南部的西华山发现钨矿。钨主要用于制作钨钢，而钨钢则是枪械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之一。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钨矿因其军事用途而身价百倍，而赣州的矿业，也因此经历了一个发展高峰。

赣州钨矿的又一个发展高峰，发生在红军时期。

1931年11月，经过近两年时间酝酿，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大会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历史舞台。

但那时的苏区，地域有限、资源有限。在几番研究和考察之后，人们发现一担稻谷只值两块银元，而一担钨砂就能卖八块银元，钨矿被认为是相对最为可行的造血途径，来充实红军的家底。

1932 年 2 月21 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领导，国家银行参与运作的中华钨矿公司正式成立，总部就设在钨矿重要产地之一、位于赣州东部的仁凤山附近的铁山垅。

最初，中华钨矿公司的运作并不顺利。由于选定的管理人员经营不得力，钨砂产量始终不高。此后，中央政府做出调整，将钨矿公司划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由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主持工作。

出任矿山总经理后，毛泽民重新梳理了管理体系：在矿工待遇方面，他根据技术高低和劳动强度，推行4.5~6块大洋为标准的固定薪水，并推行包吃包住的待遇；此外，他高薪外聘医生，办置矿山医院；在生产管理方面，他积极推行新技术、新工艺，并鼓励苏区军民踊跃提供矿产资源线索。

于是，矿工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激发，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据记载，在毛泽民接管中华钨矿公司一年后，钨砂产量从此前的1000 吨/年，猛增到2600多吨/年。

而在钨矿的销售上，中央政府充分利用了赣州与广东相邻的地理优势，把大部分产品通过江口外贸分局，卖给当时的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每吨1000元左右。仅1933年，钨矿就为中央苏区创造了180万银元的利润，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红军长征开始前，矿业公司共产销钨矿8000吨，获得620多万大洋的现金收入，为苏区政府提供了70%的财政支撑，并且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取大量军需和民用的紧缺物资。

灰色停滞

由于战略失误及双方军事力量悬殊等原因，红军在五次反围剿中屡战失利，苏区面积日渐缩小。1934年10月，8万余红军在迷离的夜色中开拔，开启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并逐渐积蓄改变中国的力量。

而赣州的钨矿产业，也在艰苦长征开始的同时，迎来一段缓慢发展期。从表面上看，这种状态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交通，更确切地说，与粤汉铁路的建成直接相关。

清朝时期，在北京通往广州的驿路上，赣州是重要一站。当时，人们从湖北南下、过九江、经赣州，才能翻过大庾岭，进入广东。1900年，清政府曾按照这条古驿道的路线，规划出一条“腹省干线”。但在完成北京至汉口的路线规划后，朝廷对后面的路线如何规划出现了矛盾。不同观点主要来自于一群湖湘官员，他们以“复利权、杜外患、收海口”等十大原因为由，力劝铁路折而入湘。

最终，头顶“湘军”和“维新派”光环的湖湘官员占了上风。1936年，当粤汉铁路建成通车之后，赣州陆路交通的优势受到较大影响，与外界接触也就随之减少。

但交通或许只是一个外部原因。事实上，这种地域封闭或也与赣州的历史和文化有关。

由于远离行政中心，地理封闭，早期的赣州少有人烟。直到晋代“八王之乱”及随后“五胡乱华”的狼烟，大批人离开中原，顺赣江南下，在这块易守难攻的土地上得到暂时的安定。此后，中原汉人向着南方和大海，一共进行了五次大迁徙，不断给赣州注入新的人口。

时至今日，赣州客家人口约900万，保存了历代上千座客家围屋。这些以屋为墙的围屋，不管是方是圆，都有着共同的“固守”姿态。有着同样姿态的，还有赣州宋代砖砌石城墙，它在千年的战乱中不断被加固，是江南现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城墙。

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赣州人未能在这些方面挖掘价值，红都瑞金之外的旅游资源宣传与服务配套不足，拉低了知名度、美誉度。在矿业方面，由于矿藏的开采利用水平和产品附加值都不高，赣南钨矿在国际有色金属制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下，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有限。而更为关键的是，环保投入低，造成的乱采、乱排现象随处可见，反而破坏了赣州的投资环境，降低了转型升级的动能。

但其实，赣州的资源禀赋并不算差，缺少的只是走出封闭、与外界的资源进行充分比较、并对自身价值展开重新审视的眼光。

绿色突围

近年来，随着铁路、高速公路的联通，赣州人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优势与短板，并重新开始突围。

首先是旅游业。近年来，除了原有的红色旅游区日趋成熟，宋城文化旅游核心区，客家文化旅游区、生态休闲度假区的“一核三区”旅游开发计划提上日程。

其次，交通、电网等基础建设短板逐渐补齐，以“新能源汽车科技城、南康现代家具城、中国稀金谷、青峰药谷以及赣粤电子信息产业带”为内容的“两城两谷一带”产业规划新鲜出炉。

在这个过程中，赣州人重新发现了矿业的价值，并试图通过“锂矿”，为经济重新起飞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

2016年，赣州市发布《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其中明确提出，要限制开采钨、稀土、高硫煤、高灰煤、砂金等矿产。但同时提出，鼓励开采包括锂在内的新型矿产。

相较于以前的钨矿开发，赣州的锂资源不再走此前低端开发的路线，而是通过整体规划，实现较高的起步。随着锂矿资源的开发，锂离子电池、动力电池及电机等配件生产渐成规模，包括废旧电池处理与应用在内的锂电池闭合生态圈管理配套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发育良好。

今天，总规划面积达35.2平方公里的赣州新能源汽车科技城，成为目前我国南方规划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建成后可承接年产80万辆以上整车的产能。应用方面的配套也相应完善，2017年，全市充电站、桩建设已能满足超过4000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中，赣州人越来越懂得向外部的人才、资产、市场借力。2017年9月2日,由赣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新能源汽车高峰论坛暨赣州新能源汽车及配套产业招商推介会在广州举行，区位条件、资源优势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是这场推介会的卖点。不难看出，当下的赣州人，已经学会巧妙利用资源，走出“根据地”，并根据世界市场的行情，估价并推销自己。同样是借力矿产，曾经为红军“造血”的根据地，或将因此再次迎来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