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慢步，就怕错步

文／刘青松

北宋仁宗年间的宰相吕夷简，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有段时间，仁宗皇帝生了病，不能理政。一天，仁宗病情稍有好转，急着召见几位主持朝政的大臣。吕夷简在家接到旨意后，并没有马上动身去皇宫，而是泡上茶，细细品，过了好一阵，才出了门，慢悠悠往宫里走。

仁宗见到吕夷简，面露不悦之色：“我久病在身，今天才感觉好一点，很想和你们见见面，吕公为何迟迟才来？”

吕夷简从容答道：“陛下身体不好，朝廷上下已很忧虑，现在突召大臣，臣等若匆匆来见，恐怕要惊动他人，扰乱人心。”

仁宗笑了，连连夸他办事细致得体。

在皇帝生病这一特殊时期，走路的快慢虽说是个细节，却关系到政局的稳定，这时候就是后面有条疯狗追着咬，吕夷简宁愿掉两块肉，也不敢走快点。

晚清大吏曾国藩，亦深谙慢步之道。治湘军，他特意规定：每日行军，只走半日即可，另外半日用于扎营、休息。

曾国藩门生李鸿章后来发现，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军规，对湘军的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湘军半日行路，半日筑营，如此一来，随处可以立足，不怕敌军袭击，士兵也可以保持充沛体力和旺盛精力，立于不败之地。

攻打太平天国，湘军稳扎稳打，挖深沟，扎硬营，将城池团团围住，断绝城中太平军的粮食弹药，等待敌人躁动、攻击。在极大消耗对方之后，炸毁城墙，攻陷城池。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要，又要简捷。”这是曾国藩为湘军制定的作战总原则。对此，李鸿章评价为“艰苦经营，不期旦夕之速效”。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是一种大境界。

1938年10月，胡适在一张送给友人陈光甫的照片后面题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后来，诗中“过河卒子”的提法被人讥刺，胡适特意在诗后加了一段短跋作说明：“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题诗的一个多月前，胡适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

结果，这大使，书生胡适一做四年。“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他诚惶诚恐，又不忍撂挑子。他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勉力完成外交使命，赢得美国朝野的尊敬。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该慢步时慢步，该疾行时疾行，并把握好其中的分寸，是政治的艺术。

脚下的路，得好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