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老兵”的三次战役

文／本刊记者　 张越月　 本刊特约记者　 冉涌

很多人知道百团大战，是通过这样一段描述——

“1939年冬，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以山西为主战场，在此后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以20万兵力、105个团，奇袭日军，遏制了战事的逆流。”

但在一些参战老兵的回忆中，最初参战的部队并非105个团，而是22个团。最重要的目标也并非整体打击在晋日军，而是先掐断被日本人视若珍宝的交通动脉——正太铁路。

正太铁路西起山西的太原府，东至直隶境内的正定府。在最初的设计中，铁路最东端被定在正定南边的滹沱河附近，目的是实现铁路和水运接驳，让来自山西的货物经滹沱河和子牙河，东进天津，最终由海河入渤海。

但由于滹沱河水量严重不足，东送货物入海的设想并未实现。尽管如此，这条铁路在1907年建成后，仍然有效地联通了山西与外部各省的联系，并在沿线催生出几个以采矿和冶炼为主业的城市。

在日本防卫厅的《华北治安战》中，有一段对百团大战的惨痛总结：“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材料里提到的山西矿山，就是正太铁路沿线的阳泉。百团大战在山西的第一枪，也是在这里打响。

工业之战

有种观点认为，阳泉能从平定州（后来的平定县）下属的一个小村庄，最终升级为工业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太铁路。但当地人看来，阳泉其实是一位“煤炭老兵”，因为当地的说法是：“先有阳泉矿，后有阳泉城”。

阳泉采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元朝，这里的煤炭以品位高，埋藏浅，易开采而著称。到清朝，阳泉地区的村庄已经遵循“农闲则开（矿），农忙则停”，进入一种非正式的规模化生产状态。

有人曾把沁水煤田、大同煤田、开滦煤田、神府-东胜煤田以及鄂尔多斯煤田归为北方的五大煤田，阳泉煤矿就地处沁水煤田东北部。但和其他一些大煤田不同的是，这里还拥有丰富的非煤矿产，最出名的就是铝矾土和硫铁矿。

资源条件，让阳泉一直保持着领先身位。1917年，“保晋铁厂”在阳泉火车站北边成立，由此拉开了山西省冶铁工业的大幕。1947年，由于看中这里良好的煤铁资源和生产能力，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将阳泉镇从平定县划出，建设为新型工业城市。1957年，阳泉矿务局、阳泉钢铁厂、晋东化工厂、阳泉发电厂等大中型企业，在原有基础上都进行了扩建。10年后，阳泉不仅成为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也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很多人说，阳泉是山西的缩影，这种相似不仅在于资源丰富。在全国前100名的煤炭生产大县里，有37个位于山西省。

更重要的是，和阳泉一样，山西也曾在工业领域打出不少漂亮的胜仗。

建国后，山西被定位为全国工业基地。20世纪60年代，山西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如果把“大三线”“小三线”等工程相加，山西一地就有超过50个制造项目，这其中，不仅包括重型机械、铁路机车、军工等重工业，也有纺织、食品等轻工业。

正因为基础扎实，山西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迅速把进口技术产品化。当时，出自山西的电视机、电风扇、自行车等，在国内市场一度备受追捧。

如果这种模式可以继续，山西或将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加工型大省。但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变化，由于全国分工的战略布局再次调整，资源丰富的山西被确定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

这种定位，导致包括阳泉在内的资源型城市调整了原有的方向：煤炭生产以及与煤炭相关的焦炭、冶金、电力等行业被加强，而装备、加工等其他行业相对放缓。今天，山西给外地人留下的印象多是“黑金大省”，或者“产煤基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这次转型有关。

环保之战

重新定位，加上国家开始鼓励群众集资办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山西多地出现了私人煤矿，位于吕梁的汾阳就是其中之一。

汾阳城外有一条峪道河，至今，河水两侧仍零散分布着古磨坊的遗迹。在上世纪20、30年代，古磨坊曾被改造为别墅，吸引外国人前来度假，并让峪道河一度名声大噪。

有游客就曾写下峪道河的古今：“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即峪道河），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始闲散的单剩曲折的画意。”

这段充满诗意的描述，并非普通游客的旅途感触，而是来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考古建筑报告——《晋汾古建筑预查记略》。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们曾四进山西考察，而1935年的这次行程，即是从峪道河出发。

报告最后，梁林夫妇曾这样总结：“山西因历代争战较少，故古建筑保存得特多”。事实上，山西的古建筑绝不仅是“特多”，在数量上，这里古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此外，壁画、石窟和雕塑等也留存不少。

然而，与资源丰富而领跑全国的煤炭产业相比，文物遗迹虽然很多，但山西的文化产业却不够亮眼。特别是在2000～2010年，山西文化的光芒几乎全部被煤炭所掩盖——由于国际煤价攀升、需求增加，煤炭行业迎来了“黄金十年”。从数据上看，2000年时，煤炭行业在山西工业占比仅为26.9%，但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至58.7%。

在一矿难求的背景下，仅靠资源开发的模式自然可以很好。但是，这种模式也导致富有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的能源产业或者受到挤压，或者步伐缓慢。进一步看，在资源开发利用上，新兴技术并没有直接落地，不少地方都沿用了原有投资较小、成本较低的模式，于是，污染问题随之出现，其中一种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冲天炉。

所谓冲天炉，是指一种以焦炭为主要燃料、炉顶开口向上的竖式圆筒形熔炼炉。这种设备投资低，但污染大，因为它产生的废气几乎是不加任何处理地直接排放。

据测算，一台“冲天炉”年运行3500小时，每年排放二氧化碳约7000吨。在有“中国玛钢产业基地”之称的太谷县，玛钢管件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不少居民就因为污染过于严重而迁居他地。

这也是山西不少地方的现实——当地经济的主要来源是某种排放量较大的产业，但污染又导致环境恶化、人口迁移，而这实际上又不利于产业持续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地需要找到一种既保留产业，同时减少污染的方式。很多地方都选择从燃料下手，变烧煤为用电，以电气化的方式保持产业发展。

在太谷，玛钢企业在2018年通过“煤改电”，减少了5000吨标煤的消耗，并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约1.3万吨，烟、粉尘净减排在50%以上。

炼钢只是一个缩影。在山西的工业生产领域，去年通过工业电锅炉、建材电窑炉、冶金炉、矿山采选等技术手段有效替代建材、冶金、矿山行业传统煤、油锅炉。全省累计推广实施电能替代项目1005个，替代电量达127.34亿千瓦时，替代电量相当于在能源消费终端减少燃煤49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88万吨。

供能之战

“煤改电”让空气和环境明显好转，但也带来了新的供能问题。

众所周知，电气化改造的集中上马，必然使用电量迅猛增长。根据统计，2017年山西全社会用电量1990.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76%，其中，第二产业用电量1566.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09%。

如果说，山西工业之战的成功是依靠资源，污染之战的突破是找准方法，那么供能之战的胜负就将在于速度。

随着再电气化的全面推进，负荷增长不仅在继续，而且速度很快。据统计，2018年一季度，山西全社会用电量526.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52%，其中第二产业用电量400.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09%。而煤改电、气改电企业的增长速度尤其快，平均用电负荷增长速度达到10倍以上。

要打赢这场仗，电力设施的增容需要尽快跟进，甚至超前布局。

　  以几个主要的工业基地为例，当前，为太谷玛钢园区供电的北阳110千伏变电站1号主变增容工作已经完成，变电容量由3.15兆伏安增至6.3兆伏安；用于太谷玛钢产业较为集中的小白乡和胡村镇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前期可研工作正在进行中；为山西永华铸造有限公司等4家客户供电的平遥中都110千伏变电站进入最后设备调试阶段，预计本月下旬竣工投产，比预计工期提前一年以上。

根据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的计划，2018～2020年，工业领域将推广电锅炉、电窑炉、电熔炉技术。经测算，可替代燃煤锅炉、燃气锅炉以及燃油锅炉、窑炉、熔炼炉710台、427台、189台。

在这些设备的背后，104.12亿千瓦时电量将替代煤炭，但同时，用电容量也将增加298.89万千伏安。可以预计的是，“老兵”山西已经谙熟“唯快不破”，将在这场供能之战中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