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的“小情绪”

文／张天祥

1586年秋，看似平常的一天，二十三岁的万历皇帝突然降下谕旨，说晨起突感身体有恙，需要取消早朝和经筵。接下来的几天，皇帝总有各种理由，将这两项工作彻底搁置。

万历皇帝这是因为几件心烦的事闹起情绪！首先是张居正。

张居正在位时推行赋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大明王朝的财政危机，使日趋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但在当时，明朝各县纳税拖欠已成惯例。地方官员又难以用行政手段强迫户主缴纳，一旦官逼民反乌纱帽可就没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去减免，这就变相鼓励了户主不纳税。张居正推行赋税改革要求各县必须缴足税收，那就意味着不仅是户主，甚至连地方官自己那部分长利都要缴纳出去，这就相当于动了地方上所有人的奶酪。

另外，张居正在改革过程中，试图绕开效率低下的官员，在中央建立了一套完全听从自己的行政班子，此举措确实加强了行政效率。但是很多官员认为他片面追求效率至上，甚至站在道德的高度攻击他；同时张居正把自己人放到高位，也影响了很多官员的升迁，这也使很多人非常痛恨张居正。

张居正死后，御史雷士帧等弹劾潘晟，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荐。更要命的是，随着清算运动的扩大，一个叫冯宝的宦官被揭发出来，有证据证明在皇帝年幼的时候，张居正和冯宝借机大肆敛财，这就是开文提到的彻底刷新了万历皇帝的三观事件。于是年轻的皇帝将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全部抛弃，下令抄家，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结果张居正彻底成了人亡政息的典范。

另一件事是选皇子。

万历想选择三子朱常洵当太子，却遭到文官集团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废长立幼有悖于纲常伦理。在强大的内阁制和道德约束下，万历皇帝也败下阵来。当然，饱读经书的群臣也知道争夺皇位的残酷性，处理不好未来必然被收拾，所以要全力抗争。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写到：其实万历也不过是紫禁城里的囚徒，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于是在经历了张居正事件和选皇子的郁闷之后，万历皇帝彻底闹起了情绪，身为皇帝，却不能想做啥就做啥，实在没劲透了。于是所有礼仪活动、经筵活动干脆托故不出席，甚至早朝他都懒的去了。

这也造成了有能力的官员心灰意冷、失望透顶；部分官员大肆敛财，肆无忌惮。懒政也彻底堵死了官员的升迁通道，万历也失去了领导全局的能力，大明朝彻底像患了瘟疫并不停蔓延，开始彻底走向衰弱的边缘。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说过: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居正事件和选皇子事件确实让人很郁闷，但是和治理国家相比，显然后者更重要。因为非核心问题造成的情绪化和逃避，必将会导致自己的目标利益损失。从个人修身的角度讲，遇到困难不想办法去解决，而是选择逃避，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