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文／程应峰

关于侠，《说文解字》有言：“夹，持也，从大，侠二人。”因此，“侠”的本意为跟从扶持大人物之人，最开始，即是供大人物差遣的人。战国四公子皆以养士名动天下，从博徒卖浆者到鸡鸣狗盗之徒，其间不乏任侠者。士阶层中的尚武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化为侠，这一时期的侠多投身于他人门下为客，“侠客”便因此而来。

几百年后，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司马迁看到了“游侠”的阳刚血性和英雄气概。最早为侠下定义，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后世侠文化的序幕由此拉开。

侠客不同于刺客。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看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这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有“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之嫌。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侠客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三侠五义》对“侠”作过这样的阐述：“行侠仗义的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为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凡侠义做事，无须声张，保守机密，能够隐讳，宁可不露本来面目，只图剪恶除强，扶危济困。这种有侠义本色、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能够机智勇敢地扶贫济困的人，就是大众心目中的“侠”。

侠客来去无牵挂，不为世俗情感所牵绊，最后大多是孤身立世，退隐江湖，飘然远行，不知所终。但也有不足之处。《魏略勇侠传》记有施爱尚义、济危扶困、轻财重士、有游侠之风的孙宾硕趋人之难，冒死救助遭宦官迫害而逃亡的赵歧，“宾硕亦从此显名于东国，仕至豫州刺史”，与古游侠羞伐其德、不讲功利的精神截然不同。

在近代，特别进入晚清时期，仁人志士奋起。革命党人秋瑾、林觉民、徐锡林、陆皓东、喻培伦等人皆竭力提倡武侠精神。秋瑾自号为 “鉴湖女侠”。林觉民于黄花岗起义前留下绝笔《与妻书》，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视死如归。孙中山坚守“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信念，告昭天下人，以侠义之精神，不惜粉身碎骨挽救河山。

古龙曾写道：“侠是伟大的同情。”侠客们的行事准则，不因朋友关系而有所迁就。他们见义勇为，济弱扶困，并非胡乱作为，不讲原则，不问是非。可以说，侠是一个人内在精神与行事准则的映象，是一个人的内心对公平公正的渴望与向往。武侠也好，文侠也好，都出于为国为民之心，不苟合当世，无半点私念。这样的侠肝义胆，最能让大众喜闻乐见。正如金庸所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