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修安琪

文／胡续冬

今年8月我在位于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阿拉戈伊尼亚市的巴伊亚州立大学担任文学院客座授课的时候，一度想要抽空去与巴伊亚州相邻的巴西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走一趟，去看望一位正在与病魔做斗争的巴西老朋友修安琪，我记得没错的话，她当时是在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做语言学的博士后研究。

我打开google做了半天攻略，极为沮丧地发现，巴西毕竟是一个大国，巴伊亚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虽然紧紧相邻，但是在完全没有火车这个交通选项的巴西，从阿拉戈伊尼亚市到贝洛奥里藏特这1000多公里路，无论是辗转换乘长途大巴，还是坐长途大巴再换支线航班小飞机，都要耗去大量的时间，和我密集的客座授课时间表会有剧烈的冲撞。

我拨通了修安琪的微信音频通话，告诉她我离贝洛奥里藏特其实不算很远了，但是似乎很难找到足够充裕的时间过去看她，想问问她是否知道有网上搜不出来的更便捷的交通方式，比如碰巧有人自驾从阿拉戈伊尼亚斯去贝洛奥里藏特，可以搭个便车。没想到修安琪告诉我，她现在已经从贝洛奥里藏特回到了她的家乡，巴西最南部的南大河州首府阿雷格里港，她说：“我回老家来修养一下。最近我感觉身体好多了，所以这次见不到也不要觉得遗憾，下次我们中国见。”阿拉戈伊尼亚斯距离阿雷格里港3000多公里，无论如何都赶不过去了。我只好断了这个念想。

修安琪本名叫玛尔西娅·施马尔茨，从她的姓就可以看出来，和很多南大河州的巴西人一样，她是德国移民的后裔，也和几乎所有南大河的德裔巴西人一样，比起强调自己的德国源头来，她更愿意认同自己是“南美牛仔”高乔人的后裔，每次大家夸赞她豪爽大气的时候，她都会说：“我们高乔人就是这样。”修安琪5岁的时候，巴西在军政府统治下局势动荡不安，她跟随来自中国台湾的养父去宝岛台湾生活了六年，在那里她学会了中文，接受了中华文化的熏陶，并从此开始了和中国语言文学持续一生的缘分。她在巴西念完大学之后，就经常译一些中文的东西到葡语里，由于当时巴西严重缺乏汉语人才，她还经常被请去做口译，但她最想做的，还是找到足够充裕的时间，系统地把她喜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译介到巴西。

2005年，她被巴西政府遴选为海外葡语教师，派驻到我执教的北京大学担任外教，我正好在学校里的巴西文化中心兼差，所以就成了她名副其实的同事。她带着她中文名叫黛玉的女儿在北大校园里住了三年，除了上课、照顾女儿，她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翻译中国文学上面。我们那段时间经常见面，我很喜欢跟她聊天，一是因为她努力模仿出来的北方口音里依然带着柔软的台湾底蕴，听起来非常有趣，二是因为，我那段时间刚从巴西旅居回来，对巴西的社会、历史、民生状况还有很多小问号，修安琪从少年时代就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是卢拉和工党的坚定捍卫者，对巴西的很多问题有着很有左派穿透力的理解，足以为我解惑。那时候她也开始翻译中国古代寓言，翻译鲁迅和余华。她非常认真，针对原文里的一句看上去很普通的话，她有时候能找我讨论半天，以确认她的理解挪置到另一个语境里也不会缩水太多。

2008年，修安琪拿到了澳门大学葡文系的教职，在那里一边教书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她邀请我去澳门大学讲过诗歌翻译，也在我应邀参加澳门文学节的时候，和我搭对做现场朗诵。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在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了，她告诉我她在译老舍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住的房子虽然在澳门，但是书桌上有一个活生生的北京，她像是继续生活在北京。

2016年，因为她先生不愿离开巴西发展，修安琪带着女儿彻底回到了巴西。本来回去是想过着一家团聚的生活，但是阴差阳错，她找到的工作在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她女儿考上的大学在北大河州，她先生继续呆在南大河州，这三者之间的位置关系，就好比黑龙江、江苏和广东。她对我解嘲说，生活在一个大国的代价，就是得接受距离感。她在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还经常跟我微信联络，有时候会讨论起下一步的翻译计划。

2017年深秋，我突然接到她在微信里留的一段语音，告诉我她因为觉得好像感冒了呼吸不顺畅，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结果竟然查出了肺癌四期，必须得立即住院治疗。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安慰她，她倒是很镇静地告诉我，不管还能活多久，只要还能动弹，她都会把没有完成的翻译计划接着做下去。每当我看见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她在频繁点赞的时候，我就知道，她肯定在接受治疗时做不了别的，只能刷微信。一旦有一段时间她没怎么点赞了，我就明白在治疗的间隙期，她又开始工作了。

回到这篇文章开头的场景。因为她所说的生活在一个大国必须得接受的“距离感”，我遗憾地在今年8月份无法与她重聚。回到北京后，我们几乎没怎么联系，我猜测她既然说身体感觉好多了，应该是在南大河州的家中继续翻译《白鹿原》了。然而，9月8日那一天，来自不同信源的中葡语消息突然在我的手机里激烈地撞击在一起，内容只有一个：经各方友人确认，修安琪于9月7日在阿雷格里港离世，年仅43岁。9月7日恰好是巴西的国庆日。

过了很长时间，我都无法不去责备自己为什么8月份不果断地买一张去阿雷格里港的机票去见她一面。这几天翻看葡语版《骆驼祥子》在巴西出版时，新华社驻巴西记者对她的采访，她在采访中说，“或许上天就希望我的人生和中国捆绑在一起。回想起来，小时候看的中国文学作品仍历历在目，而现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牵挂的一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