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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诺德豪斯:诺奖得主的气候“赌局”

发布时间:2018-11-28 作者:

诺德豪斯:诺奖得主的气候“赌局”

/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

3年前,一群美国年轻人控诉联邦政府对碳污染毫无作为。随着总统换届,特朗普被列为了被告。怀疑气候变化学说的特朗普,惹到的不仅是一群年轻人,还有一名学界大咖——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

诺德豪斯毫不客气地批评特朗普政府,指责他所持观点“愚蠢”。纵观诺德豪斯的学术生涯,他“怒怼”别人的经历不在少数。毕竟,作为曾经相当冷门的经济学分支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开创者,诺德豪斯一路走来,并不轻松。

 

孤注一掷的“赌局”

如今,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观点众多。这正说明它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了当前的大热门。但在上世纪70年代,气候变化在很多人眼里是个伪命题,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力去应对。那么,是什么机缘巧合让诺德豪斯投入其中呢?

时间回溯到1967年。当时,26岁的诺德豪斯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刚从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毕业,来到了本科就读的耶鲁大学——也是父亲的母校任教。西装革履的诺德豪斯,有着高挺的个子、俊朗的五官,留着利落的美式短发,他已从当初那个酷爱滑雪的少年长成了风度翩翩的学者。

诺德豪斯师从萨缪尔森和索洛,两位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副其实的巨匠。在求学期间,他就因出色的学术洞察力,吸引了萨缪尔森的注意,后来成为萨缪尔森钦定的合作者。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经典教材中,紧随萨缪尔森名字其后的,便是长久以来被忽略的“威廉·诺德豪斯”。

深得巨人赏识的诺德豪斯,本可以在大树的庇荫下,就宏观经济学的任一主流分支,舒舒服服做一些有大量文献可查的研究。实际上,在头几年,诺德豪斯也确实走在主流方向上,他研究的范围广泛,还颇有成绩。比如他就经济周期提出的“机会主义周期理论”就将政治因素纳入了分析范畴,对后续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1972年,诺德豪斯迎来了研究的转折点。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书中指出,如果人类不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将会走向世界末日。这一惊世骇俗的警告,引发了公众的关切、学者的关注。随后,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与发展会议。

当时,诺德豪斯也早已意识到了环境污染的严峻性。这一点,从他1972年与托宾共同提出的“净经济福利指标”可看出。净经济福利指标的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因此二人也被称为“绿色GDP”概念的先驱。《增长的极限》带来的冲击,让诺德豪斯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是未来值得长期投入的一个真问题,气候变化更是亟待重视。

诺德豪斯尽管深受《增长的极限》影响,但并未被冲昏头脑。当时这本书存在诸多不严谨之处,保持学者清醒的诺德豪斯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有理有据的质疑文章。这之后,他的研究重心开始转移到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上来。

研究的过程中,诺德豪斯逐渐形成了一种认识:资源表面上是有限的,但是科技潜力却能提供无限的能源。因而真正对未来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资源枯竭,而是温室效应。其中,又当属CO2的惰性最强、存量最大、最难治理。经过十年的摸索,诺德豪斯将主攻方向确定为气候变化。1982年他以一篇短小精悍,却涵盖了CO2特性、减排的国际合作、政策手段等内容的论文,正式开创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山河。

在环境问题中,气候变化更是属于新鲜事物,在这之前,没有经济学家关注过,也自然没有多少文献可考。诺德豪斯选择这一空白领域,充满着未知的风险。从1982年到1991年期间,诺德豪斯发表的气候变化的论文并不多,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也仅发表了1篇文章。由此可见,这条不得不孤军奋战的道路,确实充满艰辛。

但这并未撼动诺德豪斯的决心。他潜心于研究,接下来的20年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12部。2006年,《斯特恩报告》成功引起了世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人们这才发现,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文献都在引用同一个名字:威廉·诺德豪斯。

几十年押注前无古人的冷门领域,这不得不需要胆识和勇气。正如诺德豪斯的通俗读物《气候赌局:温暖世界的风险,不确定性和经济学》所言,他的研究就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局”。

 

“两摄氏度”上限

诺德豪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可能缘于他本身与自然的亲近感。上大学时,他就酷爱滑雪、徒步,大二几乎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滑雪上,直到选修了托宾的经济学课程。婚后,他与妻子的大部分休闲时光也都在户外运动上。他曾向同事发出疑问:我们是否可以控制CO2的排放?因而,诺德豪斯“赌局”的开场并不是一时兴起。

为何要从经济学切入自然科学,诺德豪斯提出了两点:一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系统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二是气候变化会对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最终产生影响。

因而,在气候变化这一蛮荒之地的探索中,他试图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整合在一个框架模型内,即经济系统产生了CO2CO2又催生了生态系统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影响了经济系统,如此循环。这一基础框架就是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的种子模样。

IMA模型的制定过程中,诺德豪斯面临着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他需要了解大量的生态系统运行方面的知识,并就如何放入模型框架中做出取舍判断。这需要极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以及大量自然科学的知识。另一方面,就当时的编程、算法、硬件设备来说,想要对跨期优化方程做数值模拟存在诸多困难。当时已过不惑之年的诺德豪斯,和所有编程的门外汉一样,开始拿着一台普通电脑从头学习。时至今日,他的谦虚、好学,仍备受学生推崇。

在孜孜不倦的研究中,诺德豪斯先后发展出了DICERICE模型。DICE模型是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来探讨气候变化经济学。它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从经济学、碳循环、气候科学等都实现了对接,让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的成本和收益可衡量。RICE模型则是将世界划分成10个区域(RICE 2010划分成12个区域),比如中国和美国这样的碳排放大国属于1个独立区域,多个小国则为1个区域。它将每个独立区域作为一个独立决策的主体,根据其在不同博弈环境下做出的选择为未来形势提供参考。后来数年中,诺德豪斯又对这两大模型不断进行修缮、调整。

诺德豪斯的研究,以及世界环境的变化,带动了越来越多学者加入到气候变化的研究中来。IAM模型的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DICERICE模型仍然是最为主要的两大模型。根据这两大模型,诺德豪斯提出了著名的“两摄氏度”上限警告:在人类活动排放的CO2的影响下,全球平均气温再增加2℃,将会对地球气候造成过去几十万年都前所未见的巨大影响。

其实,早在1975年,诺德豪斯就得出了“两摄氏度”上限。但直至DICERICE模型的研究,才为这一论点提供了更为强硬的支撑。1996年,欧洲理事会首次在政策中提及了“两摄氏度”这一上限。20年后的2016年,联合国终于在《巴黎协定》中加入了这一规定。这时,距离诺德豪斯首次提出这一上限,已经过去了40年。

诺德豪斯还大胆地预测,如果一直按照当前的排放速率不加以控制,2030年就会超过2℃的警戒线,进入危险范围。但就在去年年中,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这也因此招致了这位诺奖得主的批评。

 

“碳排放税”推动者

“我们是否可以控制CO2的排放?”数年前诺德豪斯提出的这一问题,已经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开始明朗。

常见的碳减排手段有三种:行政管制、数量许可证和以碳税为代表的价格机制。而早在上世纪70年代,诺德豪斯就提出要对燃烧化石燃料的企业征收碳税,并且税率要能够反映他们给世界带来的危害。

随着DICERICE两大模型的构建,诺德豪斯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提供了实证证据。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下,他明确指出:要想放缓温室效应,最有效的举措便是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碳排放税。相比于政府的干预,他更强调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寻求经济发展与气候应对之间的平衡。

这恰恰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支持者并非否认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相关这一事实,他们担心的是,征收“碳排放税”会增加经济成本,系列举措会损害经济。但诺德豪斯并非主张忽略经济增长,全心投入到环境治理中。反之,他主张循序渐进地应对气候变化。

因主张的不同,诺德豪斯曾就2006年的《斯特恩报告》展开了一场学术争论。《斯特恩报告》引用了诺德豪斯大量的论文,但在减排的力度上主张各国立刻采取有力的行动,近期征收的碳税要达到每吨360美元。与激进主义的斯特恩不同,诺德豪斯更为鼓励和支持“气候政策坡道说”:即近期减排力度可较小,中远期再逐步加大减排力度,而且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

根据IAM模型,诺德豪斯计算出:如果以宏观碳税代表减排的力度,那么从现在到2100年,碳排放税大概是从每吨十几美元上升到一百多美元。许多其他研究者的结果也大同小异,这与《斯特恩报告》计算出的360美元相去甚远。尽管私下与斯特恩关系要好,诺德豪斯仍不留情面地指出了《斯特恩报告》的问题。

但关于碳税机制的制定,仍存在诸多难题,比如不同国家的碳税差异动态如何调整,如何在政治上达成一致。在今年的采访中,诺德豪斯就提出,研究的最后边界是让状况和想法不同的国家携手采取行动。因而,毫无疑问,他今后将致力于研究促进国家协调的框架,来更好应对全球气候难题。

有人说,诺德豪斯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爆了个大冷门。实际上,早在2009年诺奖公布之前,诺德豪斯就曾被众多的博彩公司列为角逐诺奖的有力候选人。通过这一赌局事件,他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都可见一斑。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所言,他的发现极大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范围,让我们距离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又近了一步。

77岁的诺德豪斯摘得诺奖桂冠,是学界对环境经济学的肯定。他以半生岁月,披荆斩棘,将这一曾经的大冷门,推向了如今的热门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之父”的荣誉,更是对学界的善意提醒:看似毫不相关的研究领域,也许存在某种关联。

挂掉电话,和妻子高兴地得知获奖消息的诺德豪斯,依然穿好西装,来到了执教51年的耶鲁大学。他推迟了新闻发布会,径直走进教室,照常开始给学生上课。他说,“你们要学会如何应对纷扰,不要让任何人扰乱你目前手头的工作”。也许这才是诺德豪斯在这场漫长“赌局”中筹码越来越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