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能退，国一定要进

文／赵义

如果问，对一个家庭来说，什么时候吵闹和争论最多呢？有人会说，穷的时候，“穷斗穷斗嘛”；但有人也会反驳说，富的时候，多少家庭闹财产官司啊。这两种说法看似相反，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两种说法都排除了一种情况：当一个家庭的事业在快速扩展的时候。

其实，道理也不复杂，因为无论穷还是富，资源的分配和责任的划分等问题会凸显出来，所以会斗、会争。而事业快速扩展的时候，是处于一个上升的通道之中，这个时候大家都对未来很乐观，都是全力往前奔，其它议题相对次要。

这当然是个比喻，今天想说的是最近讨论比较热烈的“国进民退”。事情发生的背景也和这个比喻有点类似，就是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正在艰难的转型升级之中，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贸形势的重大变化，广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

这个时候，总是要找一找原因，于是，“国进民退”就出场了。但这不是它第一次出场。问题在于，证据何在？实事求是地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持这种观点的人们拿出了过硬的证据。

有的说过去几年，国企的经营业绩高歌猛进，这是占了资源的便宜，或者是有些政策带来了上游产业价格的提升，而上游基本是国企；有的说，你看现在的股市，很多上市民企的大股东都来自国资了；有的说，现在民企，除了嵌入国企的供应链条，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这些说法，其实都经不起推敲。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政府宣布一下哪些天花板拆掉，就万事大吉了，还要看客观条件行不行。就拿能源行业来说，问题非常复杂，不是笼统的一句“放开竞争”就可以了。比如电力，涉及到发电、输电、配电等诸多环节，放开哪些环节，准入门槛怎么设定，相应的政府管制政策怎么设计，这更像是一个“组合拳”，搞得不好可能就会出问题，并且这些行业要出问题，那影响面太大了。

也就是说，从总的取向上看，即使在自然垄断行业，“民”也是要进的，各种文件上都写得明明白白，但现在的“不进”、“难进”不是简单的因为故意的人为排斥，而是因为问题太复杂，试错的成本比较高，因此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

即使在美国，当年加州搞电力市场化改革，后来也爆发了电荒危机。加州的改革是放开两头，即发电和配供电零售，中间的电网仍然是自然垄断，政府为了维护消费者利益，对终端销售电价进行价格管制。结果呢？电网公司因为利润空间缩小失去了提高效率的动力，而放开的发电那头呢，反而出现了大型发电企业操纵市场，提高上网价格，让电网公司更加艰难。

这不是说市场化改革不重要，无论是进还是退，都不能笼统去讲，而是要按照明确的问题导向，精准推进。

实事求是地讲，在充分竞争的领域，即使国企想“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道理其实很简单，充分竞争，最终就看你的投资能否在终端消费市场上增值，这是不看“所有制”脸色的。

不过，前述那些观点，提及的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上下游关系。“国一定要进”的意思，不是说上游去吞并下游，而是上游的确负有降低整个经济体营商成本的责任。经济学家周其仁最近说的一段话，虽然不好听，但也是实情。他说：我们的电费比发达国家还贵，有道理吗？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到美国去布厂的，土地比国内便宜，电价非常便宜，算起来1度电不到0.1元人民币，中国在哪里也没这个价。

但需要澄清的是，这个问题不能只怪行业和企业，与政府管制等等关系同样很大。如前所说，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一句“放开竞争”就可以了。从目前来看，我认为更可行的办法是推动电力企业的升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增强电力企业的活力。

最近我和一个地方供电局的人士进行过深入交流，主要是了解其历史。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改革开放以来，电力系统为了解决用电问题，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最初解决燃料来源，到后来办电厂，再到后来建电网，用足了政策，想尽了办法，有时候还冒着很大的风险。中国电力发展的故事不是简单的“垄断”二字可以概括的。

同时，我也了解到，当地明确提出要从建设商转型到运营商。因为现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趋向清洁化、智能化和高效化，单纯的“建设思维”或者“做工程思维”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需求。这个转型实际上是要提供清洁化、智能化和高效化能源的解决方案。

比如“四网融合”，如果有一条同时具有电力传输和光纤通信功能的电缆，互联网、电视网、电话网、电网能够融合为一张网，那么其它运营商就不要再搞线路了，投资和维护费用就少了，测算的结果是能节省30%以上，同时网络布点速度也会加快，效率也跟着提高了。对消费者来说，生活便利化程度自然也会大大提高。对很多行业来说，现在喊“智能化”很响，但如果没有这样一张网，只会一直是概念，难以落地。

目前，这个供电局转型的业务是自己的全资子公司来做。其实，既然是提供解决方案，可以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发挥机制灵活的优点。即使有一些障碍，也不是难以克服。更重要的是，这些业务可以一点一点去做，试错的成本也不会太高。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