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社会的文化土壤

文／赵义

随着权健涉嫌传销犯罪事件的不断发酵，以及实际控制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一个尖锐的问题又一次摆在我们面前：源自美国的直销，为什么在我们的土壤上变异出了害人害己的传销犯罪？

为什么是“又一次”呢？因为直销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990年，距今快30年了，而距离1998年政府发布全面禁止传销的通知也已经20年了。虽然传销花样总在翻新，总能在不同阶段贴上那些最吸引人的名目——理财、互联网购物、微商等等，但其本质一以贯之。

直销在美国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其联合创始人狄维士在《悲悯的资本主义》中阐述了他创建直销模式背后的价值观：悲悯。他认为，悲悯是自由企业的根基。而悲悯的资本主义就是“做生意要遵从内心的良知，彼此互相诚信，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也要尊重竞争对手的福祉”。

出于悲悯之心，他要帮助更多的普通的美国人，在书中他记录了无数美国人因为加入安利的直销拯救了自己的生活，改变了命运。他们的名字可能极其普通，背景可能无足轻重，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会把狄维士的宣讲看作是美国梦的又一个版本。事实上，那些为获取个人创业机会和被直销激励机制影响的人们——更多的是家庭妇女，就此围绕安利，形成了规模相当庞大的商业自组织。

可能你也感觉出来了，如此简单描述下来，狄维士就像个人生导师，有着坚定的价值观，有周密的培训计划，有足够励志的案例。如果把“狄维士”换成任何一个国内传销组织头目的话，这样的描述也丝毫不差，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支持狄维士价值观落地的那套商业和公司运行体系，在一个商业没有充分发育的社会土壤里面，完全被抽掉了。

结果就是：当美国式的自我实现和转型时期国人的致富冲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关于非法传销的故事版本，是一些典型的培训场面如何盅惑了年轻人内心的欲望，而放弃了理智和伦理。在暴利的不断诱惑和侵蚀下，其盛行的“杀熟”，甚至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都带来了无情的摧毁。直销的那种无店铺营销方式，演变成一场场时髦得不能再时髦的发财致富运动，前所未有地调动了文化土壤中的过分深厚的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甚至还要包括不愿受规则约束、执迷于赚快钱以便出人头地的社会心理。

不要误解，好像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的直销就是天使。如果直销是发生在美国商业社会早期（且不论当时有没有合适的社会条件），那么它也极有可能变异。也正是在美国商业社会经过宗教、伦理、法律等的不断约束之后，直销才有了变成帮助普通人实现美国梦的商业手段。商业和市场交易是可以催生恶的，对此我们没必要过于理想化。少了不断的约束和“驯化”，再有助于“自我实现”的商业模式，变异之后的结果就是不择手段的致富狂热——不择手段，一定是从摧毁各种信任开始的。

文化建设为什么成为“五位一体”之一？我们常常把文化建设当成摆设或者应付，似乎只是一个看上去重要，所以不得不提一下，但实际上又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文化正是土壤，开什么花、结什么果，难道还有比土壤更重要的吗？中国商业社会如果再不注重文化土壤的培育，恐怕还会持续出问题，可能还要出大问题。

哪怕我们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了创新的道路上，但要通过商业组织让创新转变成持续的竞争能力，你就会发现：文化土壤缺失的幽灵总是要回来扼住我们的咽喉。最新的例子就是在新业态中出现的腐败现象。

比如无人飞机领导者企业大疆，这是新业态，2018年共处理涉嫌腐败和渎职人员45人，研发、采购、品控等人员，有的内外勾结，加价分成，有的在外注册皮包公司，有的通过指定独家供应商牟利。在互联网、地产等民企，也有不少腐败案件爆出。在地产企业，腐败行为很“传统”，比如有将优质房源圈定给外部人员转卖牟利、向施工单位索贿受贿等。在互联网新型企业，既有“传统”腐败行为，比如收受供应商好处，也有“新型”腐败行为，比如信息安全违规。

这提醒我们，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脱离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土壤的影响。这一点，无论民企还是国企，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是“新”的，就想当然认为什么都是新的，某些方面可能仍然是陈旧的，甚至因为体量的快速壮大，恶的商业文化伤害更大。由于供应链腐败，造成大疆的平均采购价格超过合理水平20%以上，其中高价物料少则高出20%～50%，低价物料不少以市场合理水平2～3倍的价格向大疆出售。据称，这一轮腐败行为保守估计损失金额超过10亿元，与之形成对比的一个数字是，大疆2017年净利润是43亿元。

有的不仅伤害企业，还给社会带来恶果。比如那些在市场上打着普惠金融旗号，借助互联网从事非法集资的行为。有业内人士就说：“之前很多P2P公司账户上是客户的钱，但长期在账户上就当成自己的钱了，花的毫不眨眼。最后钱花完说没钱了，你抓我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想想那些辛辛苦苦赚来的积蓄却有去无回的人们，让人情何以堪。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土壤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并行动起来去改变。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