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新青年

文／本刊编辑部

所有人都年轻过。

在电影《青年马克思》中，马克思贫穷、酗酒、性格暴躁，写东西从不按时交稿，患有严重的拖延症；恩格斯则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衣冠楚楚，怀揣金表，中学便辍学继承家业，过着殷实的生活。

但是，恩格斯喜欢走访工厂和贫民窟，把了解英国工人的真实状况作为他最大的志业；青年马克思则在被警察到处追赶的时候高喊：“我想到了！所有的哲学家只是解释这个世界，但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这句话，后来成为了马克思的墓志铭。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一百年前，青年人也曾改变世界。

发起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属于青年的运动。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它被誉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中国版本，是整个人类解放运动的伟大篇章。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青年人第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与爱国热忱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改变世界的巨大潮流。五四运动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凸显个性解放与个人价值，但也前所未有地强调了个人对于国家和民族所肩负的责任，青年人的个体觉醒，第一次与国家、民族和社会之间产生了如此紧密的关联。这种“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联与张力、打碎旧锁链与建立新秩序之间的平衡与拉锯、扬弃传统与开创新知之间的兼收与抉择，拷问着一代代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

五四运动之后的百年间，从五四青年，到抗日青年、知识青年、摇滚青年，再到千禧一代的文艺青年、佛系青年，一代代青年被不同的潮流所裹挟，面临不同的困惑，肩负不同的使命，又被贴上不同的标签。斯大林曾说，“所有年轻人都是一样的”，在所有时代，青年人总是代表新知，代表反叛，代表进步与革新的力量，总是在父辈的期待和质疑中成长；但青年人又总是时代的产物，被自己的时代所塑造，青年人的焦虑和迷茫，则最能代表时代的症候。

奔跑着的佛系青年

近期，在一场关于“996工作制”的争论中，年轻网友和互联网大佬们杠上了。大佬们认为奋斗是幸福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996无可厚非；年轻人则质疑996违反法律，个性的发展和充实的个人生活，同样是幸福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这场关于工作与幸福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相比自己的父辈，青年人对工作的理解正变得越来越宽泛。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及社交网络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工作模式，线上与线下、“二次元”与“三次元”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拥有多重职业身份的“斜杠青年”越来越多。年轻人更强调工作与个人志向的结合，而不是在某个单一岗位上盲目地投入时间和热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能认为，和上一代青年谋求高回报、强调职业忠诚感以实现自我价值不同，2010年之后，职业发展上的自主性，是青年就业的普遍特征。年轻人从实现自我价值，进一步发展到“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职业领域的平等、自主性、参与度和决策权利，尤为受到他们的重视。

但是，事情的另一面也应该被我们所看到，那就是社会中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仍然是由青年所承担的，无论是前沿技术领域的科学家、一线的产业工人，还是大量新业态的从业者，其中都不乏年轻人的身影。在职业选择上，很多年轻人仍然被大公司、大机构所吸引，更希望选择一个成熟的平台获得发展的机会。

2017年，德勤发布的《千禧一代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很多年轻人被自由职业所吸引，认为可以借此机会接触各种工作场景和人群，但相比之下，仍有2/3的“千禧一代”更希望拥有一份全职工作，在18项个人最为关注的话题中，“失业”排名第三位。

观察身边的人，我们也很容易勾勒出一个当代精英青年的成长轨迹：出生于公务员或教师家庭，从小参加各类竞赛，掌握一到两门兴趣爱好，大学选择工程技术类或商科专业，毕业后则进入大公司、大机构，踏上一条高度可控的成长之路。表现在个人选择上，很多年轻人也表现出一种追求稳定、在主流社会中随遇而安的个性，这种个性，又被人们称之为“佛系”。

实际上，青年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追求，正显示出当下社会的经济组织特征。“千禧一代”成长的20多年间，正是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以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世界经济加快调整的阶段。当这一代青年步入社会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组织严密的商业社会，而其中，大企业位于社会进步的最前沿，最能创造经济价值，最能推动社会进步，也自然是最能够实现个人价值的场所。

与其称之为“佛系”，不如称之为一种理性、务实的态度，即从小处着手，通过工作组织的行为来影响社会。德勤的报告也显示，大部分“千禧一代”更希望留在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机构工作，如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工作目标是否符合普世价值观念，是否能够链接未来世界，能够提供先进的生活方式，都是年轻人选择工作时看重的因素。

可以自主决定、能够有效实现，天平两端的取舍最终决定着一个青年在现实中的职业选择。但是，通过工作来实现自身价值这一点并未发生变化，无论何时，工作着的永远是美丽的。

消费着的绿色分子

在《中国的“千禧一代”》这本书中，埃里克·费雪将中国的80后和90后称为“want generation”，即“想要的一代”。多项调查也表明，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助学贷款的压力，因此表现得更敢于消费。“买买买”这三个字中，几乎蕴含了当代青年的一切兴奋、焦虑和期待。

再没有一代人，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被消费文化所塑造，消费不但是年轻人日常生活中最为突出的内容，也代表着他们对于经济生活的思考，承载着他们的精神需求与身份表达。

但是，如果认为是这一代年轻人制造了消费文化，或者说他们甘愿沉迷其中，那无疑是对他们最大的误解。实际上，是资本的逻辑将年轻人编织进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商业之网，使得他们成了“被动消费者”，如果放弃消费行为，那几乎等同于退出社会。消费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权利或个人享受，毋宁说是一种社会义务，是消费社会暗中强加的一种以权利形式出现的义务。

自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青年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充满了张力。为了揭示它的规律，1844年，年仅26岁的马克思开始了《资本论》最早的写作；因为鄙视美国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海明威上了战场；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失调与环境恶化，激发了欧洲国家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月革命”；还有一批人去了印度，遁入佛教的精神世界。与资本的对抗催生了“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催生了摇滚乐手和嚎叫派诗人，最终也催生了淡化欲望以示消极抵抗的“佛系青年”。

当然也有更为积极的表现，在当下社会，最具标志性的，便是环保精神，通过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主动作为，修复扩张型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环保二字，本身就具备强烈的青年特征。环境社会学家巴特尔认为，年龄是与环境意识联系最为紧密的变量，年轻人的环境意识总体上高于年长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环境意识反而会逐步减弱。

中国的环保运动，从诞生之日起，也带着强烈的年轻人特征。1994年，中国成立了第一家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的环保NGO组织——自然之友。从会员的年龄结构上看，这是一家以青年为主的民间环保机构。同一年，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率先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其中提到，“青年占中国总人口的29.8%，他们是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并提出将采取各种措施鼓励青年参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活动，鼓励青年做生活方式变革的表率。

自此以后，各类青年环境保护组织蓬勃兴起，到2014年，仅由各级共青团联系服务的生态环保领域社会组织、学生社团就有千余家。其中，活跃于2000年前后的可可西里“野牦牛青年队”等环保组织，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环境意识的提升，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互为因果的。尽管很多年轻人仍被奢侈品牌所吸引，但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如今的年轻人越来越能够接受共享、二手交易以及“以租代买”的概念，他们购买二手或闲置物品的原因并非因为经济能力不足，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尝鲜的好奇心，让资源利用最大化，也让自己初次购买时少一些罪恶感。

各种数据也说明，年轻人更愿意为环保支付经济成本。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的《千禧一代与Z世代对比观察报告》显示，在受访人群中，有37%的受访者愿意花费更多的钱购买那些负责任的、环境友好的产品，年轻人的环境意识，也正在敦促越来越多的品牌采取环境友好的战略。

此外，年轻人也更愿意直接投身到环保及可再生能源相关的行业。据美林证券2018年公布的《2018美国信托财富和价值调查》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富豪，至少投资了一家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企业：2015年这一比例为17%，2018年则达到了37%。

毕竟，能源的枯竭意味着发展的终结，这是年轻人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焦虑中的创新先锋

“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一句著名论断。有统计发现，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做出重要贡献的184人平均年龄只有33.9岁，其中22~44岁的人最多，且集中分布在29~35岁这一区间。从个人层面看，专利发明者的创新高峰多出现在30~50岁之间，但知识密集型行业内的创新，尤其是伟大创新，更多由年轻人完成。

青年人被视为与新技术距离最近的一个群体，不仅因为他们是创新的主体，也因为他们对新技术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他们通过创造新技术来改变世界，也通过适应新技术来跟随社会前进的步伐，从而实现融入社会的过程。

而对于“千禧一代”的青年人来说，他们更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首先从个人素养来看，这一代年轻人受过更为良好的教育和科学训练。目前，我国各类科研岗位上的青年科技人才大多拥有博士学位，有超过16万人曾经从事或正在从事博士后研究，有超过200万人拥有海外留学背景。良好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使高层次的青年科技人才具备了扎实的业务知识基础，也掌握了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深层规律，让他们很多人都位于全球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其次，从个人意愿上来看，“千禧一代”从小生活在较为优越的物质环境之中，较少后顾之忧，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创新和发明创造来满足个人的成就感。而创新成果的社会、经济效应越大，越能激发他们的欲望。

最为重要的是，身处互联网时代，“千禧一代”具备许多前人不曾具备的创新优势。通过互联网，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再学习的机会，可以更为迅速地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也拥有更多展示自己的平台而不用担心被埋没。

但是，商业竞争、资本的驱动、社会的功利心态，也使得创新远远超出了技术本身的挑战。对于这一代青年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留给他们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一项工程往往只有几个月的工期，推翻旧方案、提交新方案的频次越来越高，新概念、新名词层出不穷，要不停地去追一追、试一试。所以，与创新伴生的，往往是巨大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正在日复一日侵袭当代青年的发际线，以其千钧之力营造出了一个低气压的“丧”文化。最为重要的是，把创新与青年捆绑在一起，过于强调年龄特征，必然会忽视创新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如基础教育与工作技能的衔接问题、激励机制的问题、人才流动乃至阶层流动的问题，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很多创新背后都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和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这些基础性工作，同样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实践、去承担，甘愿做大厦中的一块基石，而把金字塔尖的位置让给那些更加幸运的人。

对于年轻人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宽容。

能源变革中的青年

在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能源领域并不是一个炫酷和性感的行业，它携带着化石能源原始开采时代所遗留的粗放、笨重、掠夺的痕迹，正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但它又代表着未来，决定着人类社会今后几十年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个一面向着过去、一面向着未来的行业，也有一批热血青年在工作着、思考着、创造着，完成着时代赋予的使命，也解答着时代所带来的难题。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相比互联网、金融等新兴行业，能源行业往往不是青年人就业的首选，尤其是传统煤炭、油气、电力等行业的一线岗位，通常意味着工作环境较差，劳动强度较高，对于追求“体面”的年轻人来说越来越丧失吸引力，这些岗位人才匮乏、年龄断档的现象比比皆是，且大有日趋严峻之势。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强烈的坚守意愿。以石油行业为例，纵然受油价低迷的影响正面临利润下滑，但它对于本专业的年轻人而言并没有丧失吸引力。2017年中国地质大学开展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对未来的计划中，有88.18%的受访学生希望继续留在石油行业工作，如有可能，多数人希望能够留在国有企业、跨国石油公司和石油高校工作。

伦敦国王学院国王政策研究所主席尼克·巴特勒这样分析能源行业的吸引力，他认为，在能源企业工作最大的乐趣之一是眼界高远，这些公司会在30~40年战略的基础上开展规划，“这是一种令人神清气爽的长远视角”，既满足了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想象，也意味着一份完整、可预期的个人职业前景。

尤为重要的是，能源转型的推进，正让这个行业携带更多的科技因子，也具备了与其他领域打通的可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无限可能。

新能源的发展正在加速能源行业的创新驱动。联合国发展署可持续发展研究员蒂姆·司各特认为，绿色岗位相比非绿色岗位，要求从业者掌握更高的技能，拥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更丰富的工作经验。从现实情况看，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从业者一般具有更高的学历背景和专业技能水平。

能源转型的背后，也离不开新技术、新材料和新模式的驱动，对于技术研发岗位来说，需要强大的脑力和永不休止的工作，以跟上整个社会科技创新的步伐，做那个永远在推动边界的人；对于操作岗位来说，则需要不断面临新工具、新方法的挑战，以更精湛的技能适应“人机并存”的未来社会。

在互联网时代，能源行业还面临着与其他产业互联互通的需求以适应整个社会不断提升的智能化水平，这是一个打通边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吸收和融合的过程，需要从业者具备更加多元的素养，具备技术上的前瞻性，对社会运行规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也需要一些想象力。

而青年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对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交互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这使得他们更能发掘能源的社会资本属性，从而引导能源变革向更兼容、更友好的方向发展。

正是在这个困难与魅力并存、挑战与可能性同在、充满了宏大视角与细节之美的领域，我们看到一群优秀的年轻人正在思考与创新中前行，他们质朴、热情、可爱又充满智慧，是时代的代言人，也是百年五四精神的传承者。

（本文由本刊记者刘伟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