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为什么重要

文／赵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算是一种纪念吧，最近开始找了点历史书来看。历史真是常读常新，正所谓温故而知新，每次读历史书总会有新的感悟。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悟，但是人总是会有意无意带着今天的问题去看过去的历史，最终会帮助自己对今天的问题理解得更透彻一点。

众所周知，今天的改革把制度建设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可以说，无处不在谈论制度，甚至还有了“归根结底要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这样的固定套路的评论模式，但对为什么要落到制度建设上的来龙去脉并没有理清楚，制度建设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也很模糊，具体的制度如何设计更是没有下文。似乎是万能膏药一样，一切归到它就行了。

我的理解是，改革是冲着问题去的，解决了一个问题，会有另一个问题出来，这样进行下去迟早就会对制度建设提出要求。

比如，改革开放后农村为什么要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成功地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合作化之后，到实现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并且是以家庭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如果农村只有分散的家庭生产而没有别的增量加进来，那当然是没有出路的，但这不是说家庭生产就是落后的，恰恰相反，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办法大规模往外转移的情况下，家庭生产反而是保证粮食产量和消化人口生存压力的现实办法。

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曾经提出一个“过密化”概念，指的是由于人口众多，在生存压力之下，虽然总的农业产量在增加，但单位劳动力的边际效益却在递减，甚至为了应对人口过密的压力，农业生产甚至失去技术改进的压力。与之相应的观点，传统的农村的副业只是通过缓解而实际上进一步固化了农业人口的过密化。

过密化理论既揭示了农业人口过密化之下失去了技术进步的动力，又揭示了过密化农业人口下，家庭生产是农民真正习惯、也能有效激励的生产方式。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大的失误是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后来中央调整政策，其中之一是留足自留地，社队干部和农民对之的态度有着很有意思的差别：农民反映的是多种自留地有很多好处，而社队干部则疑虑重重，担心因集体耕地减少而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担心社员可能只关心自留地而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甚至担心自留地的资本主义倾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有的地方已经率先进行改革试验，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最著名的当然是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李克强总理在回忆自己年轻时到安徽凤阳插队当大队支部书记的时候就说：“当时我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产队每个人的生产任务，这个人插秧、那个人挑担子，都安排得无一遗漏。”但即便是这样，村里人还是吃不饱。生产队缺粮严重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队的公章，给村里的妇女儿童开“逃春荒”的证明。而“承包制一推开，生产队基本不管了，农民自己种田，想种什么、该种什么，自己来谋划，温饱问题几年内就解决了！”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新的问题又来了：农民只是承包土地，怎么避免农民的短期行为，比如过度施肥等。这样就要长期稳定承包关系不变，比如长期承包30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又来了：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等，如何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水平，如何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那么就要求土地流转，这样三权分置改革、集体土地入市改革等就开始进行，这也就是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深度变革了。

同时，解决了温饱之后，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要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到城市打工潮等“想不到的事情”也就慢慢出现了。正如黄宗智所说，在1979年农村改革之后，“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

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中国发展道路的每一个重要领域的探索，几乎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终汇聚到制度建设上来。往大了说，这也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事业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制度建设并不容易，到了制度建设这个阶段，为什么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因为制度建设是不能绕着走的，必须直面矛盾、直面既得利益等，否则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或者即使建立起来，但因为变成稻草人，也就巩固不下来。

并且，此时的改革，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全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就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显示的那样，这要形成市场经济下的稳定和管用的农村土地制度，就同时必须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让进城农民在城市能够安居乐业，从而不再有多大必要需要农村这个“退路”。这可能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的进程，这也决定了相应的制度建设也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的进程。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