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协同

文／杰夫瑞·萨克斯（Jeffrey D. Sachs）

当步入波兰卡托维兹气候大会的会场时，我看到一个视频，正在展示公众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视频中提到的方案包括随手关灯、用步行代替开车等等，旨在号召每一个人都采取行动，去应对人类生活所引致的气候变化。

对于这类资讯，我有着很复杂的感受。是的，这些信息的确可以敦促人们通过一些个人行动来致力于气候安全，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信息具有误导性，没有向公众传达出我们所处的真实状况。随手关灯或者以步行代替开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危机，我们需要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系统解决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全球范围内基于零碳电力的电气化，并通过零碳电力生产出其他零碳燃料，如氢能和合成烃等。

因此，我们必须诚实、坦率和详细地告诉公众，应该如何改变能源技术以及我们的行为，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繁荣和可持续。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在本次会议上提议，“让外交官都回家，让工程师站到舞台中央”。

重视工程师的作用

应对气候变化是摆在人类面前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近年来，数百万人遭受了极端热浪、洪水、强飓风以及森林火灾之苦，相比工业革命之前，地球的温度已经上升了1.1℃，如果温升超过1.5℃～2℃之间，人类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局面。

在2018年12月于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期间，各国外交官们成功提交了一份执行《巴黎协定》的规则手册，借由这个手册，我们可以衡量温室气体排放、分享专业性知识以及确立富裕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金融转移规则，但是，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世界能源系统转型，我们仍然缺乏具体方案。

《巴黎协定》假定，每国政府都会与本国的工程师协商，制定各国的能源战略，193个联合国成员都会制定出一个单独的计划。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对全球能源转型应如何运作的问题存在深刻的误解，我们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达成一个统一和协调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去完成。

全球性的系统需要全球性的协同。在这方面，民航系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2017年，在全球共计4180万次飞行中，大型客机未发生一次致命性空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功，是因为全球所有国家使用的都是少数几家公司制造的飞机，共享导航、空中交通管制、机场与飞机安全、维护、保险及其他操作的标准程序。除此之外，信息网络、银行结算等全球科技系统也拥有惊人的可靠性，而这些都是在全球性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实现。

外交官不是技术专家，在过去的24年间，外交官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下一阶段，我们需要的是发输电、电动汽车、能源人工智能、能效与公共交通设计等领域的专家。工程师们登上舞台中央的时刻已经到了。

现存最优方案

为了实现温升不超过1.5℃的目标，世界能源系统必须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低碳化运行，这需要调动大量的零碳能源，如风能、太阳能以及水能，并需要一个可以处理可再生能源间歇性的电力系统。这种零碳电力将取代内燃机为汽车提供动力，还将为海洋运输和飞机提供零碳燃料；我们将使用零碳电力为住宅和办公楼供暖，钢铁、铝等能源密集型产业也将使用零碳电力和氢能，以取代化石燃料。

这个零碳解决方案将超越任何一个国家的边界。成本最低、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通常位于远离人口中心的沙漠地带以及离岸风力地区，需要利用特殊的高压输电线路进行长距离传输。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发起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生的。

发展特高压输电技术有两个原因，一是高质量的可再生能源与人口呈逆向分布，正像化石燃料要依靠海运、铁路和管道进行长途运输一样，可再生能源也需要长途运输，而特高压输电线路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输电损失。

二是特高压技术可以将风能、太阳能、水能及其他各种可再生能源连接在一起，从而消除这些能源的波动性，并减少对高成本储能的需求。此外，通过智能电网，可以运用人工智能及其他信息技术来实现电力系统的高效运行，把高度分布式的能源体系结合在一起，满足国内、州内甚至洲际的需求。

为了完成全球脱碳计划，从而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全球能源互联网为全球所有地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愿景和详尽的技术方案。包括北美、欧盟、非洲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都可以利用全球能源互联网及其倡议，提出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亚洲拥有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产生了接近全球50%的化石能源碳排放，因此，大部分的未来能源和气候变化都将出现在亚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连接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为宏伟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和其他前沿倡议实施其技术方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高级顾问，此文根据作者在 COP24上的演讲及发表在报业辛迪加的专栏文章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