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馥李 

　　这两年，经常在各种场合和论坛中，听到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的演讲，其中心思想大抵可归纳为：呼唤科学精神。 

　　他曾说：“作为一个人，存在于宇宙中，如果我们研究科学，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发现，这是属于你的、留给宇宙的一个印记，难道不浪漫吗？” 

　　施一公校长为西湖大学罗织青年英才的愿望很炽热。他曾谈到，一个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往往依赖于一项核心技术的创新。任何一项核心技术的创新，无一例外源自重大原创性的科学理论突破，而原创科学的发现则完全依赖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从纺织、铁路、汽车、计算机到生物技术，人类工业革命以来的很多重大发现和产业革命，源头都是重大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成果经过一段孕育期，进入广泛应用的阶段时，就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甚至最终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 

　　最近，陈方正先生的一本新书《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围绕“李约瑟难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建构。陈方正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他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布兰迪斯大学研究院，是物理学博士，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独具见解。 

　　何谓李约瑟难题？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以中国科技史研究闻名于世，他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 

　　陈方正论证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是以两次科学革命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第一次是公元前四世纪前后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学园结合产生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它开创了古希腊科学，代表性成果是《几何原本》，由此萌生了严格证明的观念，形成了以科学与宗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传统。 

　　第二次则是开创现代科学的牛顿，他的代表作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学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也就是一个崭新的科学体系”，此后三百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五四”时代中国的知识人热烈欢迎“赛先生”，正是因为他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粹。 

　　经过一百多年科学文化的西风东渐，我们的科学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终于构筑了起来，我们的科技研发能力也日益跟上了世界的节拍。当屠呦呦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时，其历史意义是如何书写都不为过的。 

　　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曾有引领世界的科学技术，也涌现了无数“格物致知”的科学家，一生只为解答一个疑问，穷尽一门学问，来实现“平天下”的理想。因此，施一公先生的呼吁有着很强的时代性，他不仅是在呼唤全社会尊重科学文化、尊敬科研工作者，更是呼唤我们的年轻学子们以发扬科学精神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