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私存款的吸收进一步推动了票号发展，全盛时期其业务甚至涉足东北亚，触达欧洲。但历史原因加上官办银行的出现，票号逐步走向衰落。 

　　文  |  王红曼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由山西省平遥县西达蒲村财东李大金注资，与其经理雷履泰于道光三年（1823年）一同创立。 

　　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兼营颜料制作和贩运，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地设有分庄。西裕成所贩颜料中的铜绿产于四川，颜料铺要运现银往四川支付，既不方便也不安全，西裕成就在四川设立分号，就地吸收现款，以抵购买铜绿之款。时任天津西裕成颜料铺经理的雷履泰开始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在重庆、汉口、天津间西裕成往来的商号间试行，成效甚著，此项业务便逐渐发展起来，并推广到其他商埠。之后，西裕成以天津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颜料铺亦改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 

　　其后，平遥蔚字五联号、祁县合盛元、太谷志成信等票号相继出现。到咸丰十年（1860年），山西票号已发展到17家，以平遥、祁县、太谷三地为代表，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票号产生于汇兑的需要。 

　　商品流通越是渴望打破地域的限制，货币流通在空间上的矛盾就越突出，这种矛盾就对汇兑业提出了要求。汇兑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加速资金流转，而是为了克服金属货币在远程运输上浪费劳力物力且不安全的困难。 

　　汇票业务古已有之，比如唐朝的飞钱、宋朝的便换、明清的会票，但这些都是由政府办理或商人兼营，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到清朝中期才出现。 

　　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金融组织。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票号最初只为商人办理埠际间的汇款，后来又有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票号的汇兑业，主要采取分支连锁制，多在外地设立分庄或联号。汇兑的方法，除汇条外，还有以符节或飞符作为凭证。符节或飞符多用银铸，或方或圆或椭圆，总是分作两半，彼此有往来的联号各存一半，汇兑时两符相合为凭。汇兑手续完成后，飞符的另一半退回原汇票发出地。 

　　除汇兑以外，票号还经营存款和放款业务，甚至到后来，存、放款业务更加重要。存款是汇兑和放款的基础。如日升昌，其资本不过十万两，而存款则多达数百万两。户部银行设立之前，清政府没有国家银行，所有的公款，在京则存国库，在省则存藩库。票号老板游说官府，使得公款暂存票号，不付利息。官府之所以愿意将公款寄存票号，一是票号营运资本充实，资金安全有保障；二是票号汇兑效率高，中央与地方做资金转移支付时，一纸公文即可办妥。清政府虽对公款不收利息，但经手官吏却可寻租取酬。票号的放款重点也是官员，以便加强与官府的联系。票号吸收各省的官私存款，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 

　　票号的利润来源主要有三部分：汇兑手续费、存贷利差、扣平擦色。各地的银两平色不一致，票号对出纳的银两大都自立平色标准，这就给票号扣平擦色提供了条件，积少成多，所得利益也相当可观。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1851~1864年），南北交通阻隔，清政府要依靠票号汇兑银两，这为票号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直到清末中国银行业兴起前，官府钱款汇兑都主要通过票号。汇票除托汇者自带外，也可由民间机构民信局寄递，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邮政局设立后，则由邮局寄递，后来又实行电汇。 

　　1860年到1900年是票号发展的全盛时期，全国超过100个城镇设有票号分号。票号甚至一度涉足东北亚，触达欧洲，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上莫斯科、彼得堡，东延神户、大阪，西到阿拉伯国家，都可见其身影。1900年至辛亥革命前是票号的极盛时期，当时每家票号的资本大概在二三十万两至四五十万两不等，但每家票号的存款数却达到二三百万两至七八百万两。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和沙市是当时票号最多的五个城市，约占总数的25%。 

　　票号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经营理念的创新。山西人经营的票号，伙计大都有“人身股”，类似现在的股权激励，劳资利害相连，这也是山西人经营票号的成功之道。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招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被拒。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创办户部银行，邀山西票号入股，亦被拒。在清政府将官股款改存新式银行后，票号大受影响。火车、轮船的通行使得交通更为方便，不但银行承做汇兑业务，邮局和信局也经营汇兑业务，票号就此衰落。票号行业中有人主张改组为银行，终未办成。随着清政府的灭亡，票号也逐步衰落，到北洋政府时期基本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