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贸易的糖  

文|学院胡同观察  

　　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糖，曾经是专属于贵族的奢侈品。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由于阿拉伯商人对糖的垄断，糖价居高不下。当时，通过阿拉伯人、威尼斯人的辗转贩运，糖在西欧市场被小心翼翼地分拆成小包，作为药品销售。  

　　公元1100年左右，蔗糖同胡椒、生姜等香料一同传入欧洲。作为日用品，糖的价格在当时也超出绝大部分人的消费能力。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教授西敏司 （Sidney W. Mintz）查证：“蔗糖的价格最早被提及是在1264年，一磅糖需要一到两个先令不等，相当于今天的数个英镑。”直至15世纪英国在大西洋属岛大规模建立甘蔗种植园，蔗糖产量大幅提升，蔗糖价格才缓步下降。到16世纪上半期，一磅蔗糖大约仅值三便士。在普通百姓也消费得起糖时，英国亦成为糖的消费大国。咖啡加糖，红茶加糖，牛奶加糖，甚至有人说，嗜糖成了英国人民族性的一部分。  

　　回顾糖的生产和贸易史，我们会发现，其过程并不那么甜蜜。  

　　为了生产糖，欧洲人在殖民的过程中开发了一系列甘蔗产区，先是非洲的马得拉，之后是美洲的西印度群岛，还有夏威夷和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遍布被称为“糖之岛”的种植园。在种植园，甘蔗经种植、收割、榨汁和蒸煮，生产出粗糖，运回本土精炼加工销售。收割季节，种植园的蒸煮间不停运转，佣工们（后来绝大部分为黑人）被分为几组，以轮班方式持续劳作。  

　　甚至有人说，在英国本土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前，工业化的影子已经隐约出现在“糖之岛”的蔗糖种植园里。  

　　西敏司在《甜与权力》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1515年，也许是注意到了蔗糖在欧洲的价格上涨，一位名叫贡萨洛·徳-维洛沙的军医从加那利群岛引进了几位制糖的熟练技工，同时与合作伙伴引进一台有两个立式辗的榨汁机，这台机器依照的是“彼得罗-斯佩恰莱1449年的设计”，可以利用畜力或水力驱动。据估算，利用这样的榨汁机，如果使用畜力，榨取的甘蔗足以使蔗糖年产量达到40吨；如果使用水力，则产量可能是这一数字的三倍有余。  

　　随着移民的增加，“糖之岛”上的总督、法官和神父们也开始关心糖业生产。  

　　他们不但帮种植园主向皇室请愿，还决定从岛上税收中抽出部分放贷给种植园主和前文提到的技术革新者。然而只是税收返现并不能满足种植园的资金需求，更多的资金从英国流向美洲。尽管无法确保每笔投资都能换来巨大收益，但从种植园在短时间内的迅速扩张看，这种投资体量是巨大的。  

　　“糖之岛”上发展出一种以产糖设备、种植园以及未来蔗糖收益作为抵押的贷款。  

　　据西敏司观察，许多种植园都得到了民间投资者的支持，包括远在英国本土的“律师、布料商、杂货商、理发师和裁缝”，收益也被层层细分。还有些投资人并不直接投资种植园，而是以份额投资的形式将钱汇集到海运远洋船和银行，间接分享着糖业的收益，回报同样颇丰。  

　　在蔗糖产业上押宝的，还有一类特殊的职业群体——簿记、法律以及销售等行业的从业者。  

　　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詹姆斯·沃尔韦恩（James Walvin）观察到：种植园获得融资的背后，是严密的账簿管理。每一英亩土地，被列入表格并进行管理，种植园的文字材料至今可查。特别是记账员所使用的分类账簿，记录了种植园生活的方方面面。账本上的劳工清单——他们的姓名、年龄、健康状况和劳动价值——与种植园里的牲口和其他物品的详细信息罗列在一起。一切事物，从木工盒里的工具到甘蔗田里一队队奋力收割甘蔗的非洲劳工，都有成本和价值。  

　　当种植园主和投资人远在海外时，留下来负责管理他们产业的经营者则通过成堆的穿梭于大西洋两岸的邮件，事无巨细地汇报着种植园的一举一动。沃尔韦恩感慨：“（种植园）其实是受过训练的人士打造的簿记世界。商人、航运商、船长、种植园主和记账员之间都有频繁的书信来往，包括通知报告、下单订购、买卖商品、商业指导意见。大西洋糖业贸易车轮运转的润滑剂就是大量精通文书和计算的雇员。”  

　　西敏司在《甜与权力》一书中写道：“资本主义的兴起，既包括之前的经济体系的瓦解（最显著的就是欧洲封建制），又包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的诞生。”他观察到，当巴巴多斯以及之后在牙买加的种植者盘算着种植园会带来的收益时，他们的债权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盘算着这一切。种植园的真正拥有者往往是商人，他们一般并不身在“糖之岛”，注入的资本大部分是从本土大城市的银行里借贷出来的。  

　　糖业经济的成功，如何反馈到资本界？西敏司写道：“那些种植园主以各种方式使英格兰的金融业受益。由于他们支付给伦敦放贷者的高额利息，对于英国的资本家来说，以种植园主的不动产作抵押发放贷款，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资金注入种植园要比在国内投资更有利可图。”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岱、郑家馨对此也有过相关阐述，“在种植园获利之后，这些资金部分又被引入英国本土工业实现再投资。这就促进了英国金融业的发展，为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埋下伏笔。据记载，当时海外资本投资收益的逆向流动，使英国利率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初建时期的8%下降到1752年的3%。这使得英国企业家更易获得低廉的资金。而且，低利率使得英国银行家们在阿姆斯特丹等欧洲金融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但资本与糖的故事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两面。  

　　一方面，银行业、保险业、造船厂和中间商，都从中分得一杯羹。有经济学家认为，种植园模式刺激欧洲的经济活动翻倍或者翻了3倍。糖业贸易构成了18世纪英国扩张和其全球商业活动的马达。  

　　另一方面，无数黑人的血汗与生命，被吞噬于这场“糖之岛”的狂欢中。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华特·强森（Walter Johnson）的话说，“黑人在食物链底层被交易，种植园主等资本家在顶层拿到利润……这个跨太平洋的贸易产业链是三极的，一端是从非洲运来黑人，一端是从西印度群岛和巴西运来糖，一端是从欧洲运来钱和工艺”。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与成百上千的枪支出口，导致了西非地区大规模且旷日持久的战争。无怪乎有人说：“蔗糖之甜腻与洁白，难掩种植园洗不净的污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