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何以成为“棉花帝国”的心脏

文|学院胡同观察

　　英国港口城市利物浦常年阴冷潮湿，并不种植棉花。然而，在19世纪，若要选出一个城市作为全球棉花产业的“心脏”，利物浦具备独特的竞争力。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一书中这样写道：“这个城市的商人成了全球性的棉花种植、制造和销售网络的主导者。在孟买的阿波罗码头上，商人紧张地等待着‘来自利物浦’的消息。在整个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里，‘利物浦价格’是一条最有意义的消息……南方的农业杂志《狄波评论》不断报道利物浦价格，以及美国的棉农如何能由此赚得最大利润……在利物浦价格上涨的时候，种植者在路易斯安那州可能会决定购买新的棉花土地……来自利物浦的消息可能有一天会使得美洲原住民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会鼓励人们在印度投资铁路，也可能在另一天使得瑞士、古吉拉特邦或米却肯州的家庭完全放弃纺纱和织布。” 

　　将19世纪的利物浦称为“棉花帝国”的心脏，源于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交易市场。每年，数以千计的装载着生棉包的船只抵达利物浦。然后，这些生棉包部分被运往50英里外的兰开夏郡纺纱厂，部分则被运输至欧洲各个港口。贝克特分析，尽管利物浦港看似是繁忙的体力劳动场所，但其真正的核心是棉花交易市场。每天早晨，商人们会在市中心一块空地的旗帜下进行交易，直到1809年室内交易所开张。 

　　有了室内交易所后，买家和卖家在交易大厅里大声询价，场面看似混乱，然而对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提供如此优雅而宽松的条件”。棉花交易市场的繁荣，使得商人们产生更大的野心：将棉花标准化的过程提前，而不必等待棉花运到码头后再进行“验货—定价—交易”。 

　　“棉花”二字看上去简单，但品种之间差异巨大。当时的利物浦市场，交易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棉花，这些棉花因纤维长度、颜色、弹性及清洁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商人售卖特定批次、特定种类的棉花，并提供一些方法，使得买方能够追溯每一个特定的棉花包裹至具体的生产者。《棉花帝国》一书中提到了1814年棉花经纪人乔治·霍尔特的一份销售记录。记录显示，他出售了“13袋劣质吉南（棉花）”“6袋巴巴多斯”“10袋帕拉斯”“15袋巴希斯”“25袋戴拿拉拉斯”、“10袋南岛”，以及数量不详的“孟加拉”“苏拉特”“波旁”“德马拉拉”和“佩南”。 

　　起初，商人们匆匆忙忙地在利物浦港口检查数百个棉花袋和棉捆。然而，很快他们只能选择抽检，从每个棉捆中取一小部分纤维，并根据样本确定价格。此时，一种创新出现了——利物浦的棉花商人制定了明确的棉花质量级别和精确的词汇表。过去棉花仅按产地命名，但自1805年开始，海岛棉被分为顶级、优质、良、中等和劣等级；到1809年，标准中增加了如“上等中级棉”这样的细分级别；到1820年，这些标准被《伦敦杂志》等商业刊物广泛发布。 

　　然而，如何保证商人严格按照级别标准来评定棉花质量呢？1841年，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成立，其首项决议就是确保所有按样品销售的棉花都符合样本所标示的级别。因为利物浦实际上是全球棉花贸易中心，所定下的质量标准无形中具有国际影响力。 

　　随着棉花质量级别的逐步完善，金融工具——棉花期货也应运而生。1812年，棉花经纪人已开始交易仍在公海上的棉花，即“航运提单”。1814年8月13日，棉花经纪人乔治·霍尔特向约翰斯顿公司出售了100袋十天内即将抵达的阿米利亚岛棉花。如果没有普遍认可的棉花质量级别，霍尔特的行为只能算作预售手段。而真正的期货交易，其交易标的不再是指定的棉花包裹，而是特定质量和数量的棉花商品。 

　　这种抽象的贸易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开始繁荣起来。为了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商人需要在交易棉花时锁定价格以对冲风险，从而产生了投机市场的机会。1863年，利物浦报纸开始报告印度棉花的远期价格。同年，远期合约出现，为那些赌印度棉花价格下跌的做空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方式。 

　　在利物浦之后，布雷梅、纽约、新奥尔良、大阪、上海、圣保罗、孟买等地也开设了棉花交易所。大宗现货、远期和期货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尤其是1866年跨大西洋电报电缆的铺设加快了全球信息传播速度，期货成为全球棉花贸易的主导模式。其交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未发货的棉花，甚至包括未种植的棉花。虽然自然界中存在各种棉花品种，但最受期货交易所欢迎的品种只有一种：中级陆地棉。如果种植的棉花达不到此标准，就无法进入期货市场；即便品质超过这个标准，也只能以“中级陆地棉”的价格进行结算。于是，世界各地的棉花种植者都像接受了统一培训一般，在不同的纬度、不同的阳光、不同的土壤上，种出了品质几乎完全一致的棉花。然而，这些棉花无限趋近的标准，却是出自“从未种出过一株棉花”的工业码头——利物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