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创设广州中央银行 

文  |  王红曼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中国进入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内政局分裂，社会动荡不安。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积极筹划北伐。 

　　此时的广东，金融状况极为混乱。外商银行控制着广东金融市场；华商金融机构中，各种中小新式银行与旧式银铺充斥市面，投机倒把，利用政局变动来获利。广东省币制复杂、私铸严重，普遍使用的毫银（旧时广东、广西等地区较为流行一角、二角的银元辅币，一角俗称“单毫”，二角俗称“双毫”）有新旧、轻重之分。广东省官办银行则以发行纸币为重要手段，发行数量少有控制，造成纸币贬值，信用低下。当时的广州，现金短绌，物价上涨，人心惶惶。为了调剂金融，补救经济，孙中山决定在广州创办中央银行，“大本营要出师北伐，尤赖国家银行之调剂”。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在此期间，孙中山一面筹备建立黄埔军校，一面筹备设立广州中央银行。 

　　在广州中央银行筹备期间，有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背景，时任大本营秘书的宋子文主持各项准备工作。他主持拟订《中央银行条例》，对广州中央银行的业务范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并拟订《中央银行章程》，对广州中央银行的业务、特权、职权、会计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拟订《中央银行组织规程》，对广州中央银行与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关系、中央银行总分行各级职员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在筹备过程中，孙、宋进行多次讨论，大本营政务会议也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广州中央银行的相关事宜，目的是既要扩大广州中央银行的权限和业务范围，又要力图防止和避免重蹈某些银行的覆辙。 

　　1924年8月7日，大本营政务会议核准通过了《中央银行条例》。8月8日，孙中山发令核准《中央银行基本金公债条例》，由宋子文出面代表广东革命政府向外商借入毫银1000万元，作为银行初创基金。8月13日，孙中山令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广东省长廖仲恺，分饬各财政机关与商民一律收用广州中央银行纸币。8月15日，广州中央银行在南堤中国银行旧址举行开幕典礼，孙中山在开幕词中指出，新设立的广州中央银行“是革命政府开办的第一个银行”。他把广州中央银行及其投资，比作谷种和母鸡，并告诫大家都要保护好这个银行，让它能繁殖生息，“这个银行的成立，关系中外经济权力的成败”。他还指出，广州中央银行进行汇兑业务是摆脱外国金融势力控制的重要步骤，“要以最好的规则来办这个银行”。 

　　广州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为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营汇兑及代募公债等。这是中国第一家以“中央银行”命名的银行。尽管它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银行，但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广州中央银行成立后，即发行了印有孙中山肖像的四种纸币，面额分别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广州中央银行有了很大的发展，1924年冬，该行先后在广州设立2个兑换发行处，并委托8家银号代理兑换业务。广州中央银行规定每日提出银毫8000元，分拨给这8家银号，每家1000元，作为小额兑换之用。顾客如要兑现大笔金额，仍需到总行办理。 

　　1925年，广东工农革命运动浪潮高涨。同年3月，广州中央银行在广州西堤设第3个兑换发行处，9月扩大为西堤分行。广州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已流通推广到省内的佛山、汕头、潮定、江门、石龙、韶州、坪石以及广西省的梧州、南宁等重要城镇和大多数县城。截止到1927年6月，广州中央银行除在广州市内设有1个分行、2个兑换发行处之外，另设有11个分行、3个兑换所、4个经理处，共计20多个分支机构，同时又增印了面额一百元的纸币及多种票券。 

　　广州中央银行初期严控发行额，到1926年年底，发行额不超过2200万元。北伐战争开始后，广州中央银行又发行了加盖“湘赣桂通用券”“湘赣桂三省通用加戳券”“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等字样的广州中央银行票和广州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在陆续取得控制权的省份流通使用。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成功，势如破竹，1926年10月攻占武汉。国民政府随即迁都武汉，并于12月在汉口设立中央银行汉口分行，银行开业后，即发行印有“汉口”字样的钞票。1927年后，因军需浩繁，广州中央银行票券发行日多，总发行额达3500万元，由于无力兑现而停兑近1年。 

　　虽名为“中央银行”，广州中央银行资金实力却并不强，营业范围相对有限。1928年1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正式成立后，广州中央银行改组为广东省银行，前者所发钞票由后者负责全部收兑，广州中央银行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