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盐事

　　文|孙晓巍 

　　盐业在唐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一度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的说法。唐朝政府如何在盐这种小小的结晶上获得财税收入呢？答案就是榷盐法。 

　　“榷”有专卖、专营的意思，榷盐法即对盐实行专卖与课税制度。 

　　唐初，政府并没有实行榷盐制，大部分地区对盐业实行无税制，管理较为宽松。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请求朝廷发展经济时就曾提出：“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可见当时私人生产盐是被允许甚至被视为一门好营生。即使是官营盐池，也并非完全垄断生产。《通典》（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作者是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就记录了当时私人租用官方盐池的情况，“蒲州盐池，令州司监当租分与有力之家营种之，课收盐”，意思是，盐池虽仍为国有，但盐民可通过向国家租种盐池并交纳一定税收的形式获取经营权。 

　　管理宽松，税收压力小，允许官民参与，唐初盐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在经历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治宏贞观，政启开元”“开元盛世”之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战乱持续七年，户籍人口减少三分之二，政治、经济、民生皆遭重创，《旧唐书·郭子仪传》有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安史之乱不仅打乱了唐朝的政治格局，也使唐朝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人口锐减、支出激增、赋税无源，财政体系几近崩溃，迫使唐朝政府不得不从单纯依赖农业税转向重视间接税的征收，榷盐法得以创建实施。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革家第五琦被任命为盐铁使，随后正式颁布榷盐法，覆盖唐朝所控制的一切产盐区，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于山海井灶近利之地设置监院，负责收购和出售食盐；二是订立食盐专卖价格为每斗110文；三是建立亭户制度，将制盐民户编为特殊户籍即亭户，免其杂徭，专制官盐，隶于盐铁使；四是建立惩治私盐的法律。 

　　第五琦初步建立了以监院为基础的专卖体系，并形成食盐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产销方式，唐代的盐专卖制由此粗具规模。 

　　榷盐法实施后，政府盐利年收入达四十万贯左右，这在当时人口锐减、赋税紧张的条件下，极大地缓解了政府财政紧张的状况。但榷盐法也并非尽善尽美，此法仅规定在山海井灶近利之地设置监院专卖食盐，并未涉及非产盐区和边远地区盐的运销管理；监院的食盐销售对象也没有排除商人，商人转销食盐实际就涉及私人贩盐的问题；仅靠在产盐地设监院来监督非产地的食盐运销也很困难。 

　　针对官运官销方式存在的问题，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 年）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改革家刘晏对榷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一方面沿袭第五琦在产盐地设置机构榷售的做法，维护国家对盐利的垄断；另一方面承认商人的作用，官定榷价低于市场盐价，鼓励商人积极转销，使商人和政府的利益达到统一，在让利于商人的同时，扩大榷盐的范围。 

　　刘晏的盐法改革，确立了官方控制下的食盐商运商销体系。他将盐专卖置于国家经济的总体规划中，以盐专卖为基础，灵活调度，找到了恢复唐朝经济和重掌国家财政经济命脉的方法。 

　　刘晏推行的盐法改革在提高盐商积极性、打击私盐运销、提升产销效率、稳定盐价等方面有所成效，《新唐书》记载：“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但在刘晏死后，盐法制度僵化，政府又极其重视盐利，致使榷盐法弊端暴露无遗，盐价高涨就是表现之一。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全国盐价已由唐中期的每斗110钱涨至210钱，贞元四年（公元788 年），江淮盐价涨至每斗210钱，后又“复增六十”。盐价之高已超出贫穷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淡食”者甚多。 

　　盐价虽然高涨，但官府对盐的收购价依旧是每斗10钱，巨大的获利空间下，大量亭户铤而走险，私卖食盐，出现“私盐厚利，煎窃者多”的情况，民间贩盐成为唐朝后期无法杜绝的问题。 

　　榷盐法失去秩序的支撑后，政府盐利明显减少，至贞元末年，盐利“官收不能过半”成为常态，“榷盐法大坏，收入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而已”。自此榷盐法全面崩溃，加上政治腐败、民生不济，在贩卖私盐的群体中，黄巢这样的盐商还“转身”为起义军首领，失去民心的榷盐法成为唐朝加速灭亡的原因之一。 

　　同时，中央与地方对盐利的争夺颇为激烈，导致政治、社会矛盾积累爆发，起义频频，最终，唐朝在盐利的枯竭中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