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学院胡同观察 

　　尽管早在《一千零一夜》中，就有以“一页纸”（即汇票）进行支付并购买一船货物的记载，但纸币的购买力得以标准化、系统化地进行计量，还得等到意大利热那亚人掌控地中海的时代。他们不但进行大规模的跨国贸易和金融支付，还掌控着多家造纸厂。正是造纸业在欧洲成为有利可图的一项产业，才真正使得纸币的发行与大规模流通成为可能。 

　　据20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记载，在热那亚的沃尔特里，早在1544年已有29家工厂能够生产白纸，1588年增至40家，1612年增至62家。工厂群形成了一个小村庄，包括一个广场、一座小城堡和一个教堂。此地不仅凭借优质书写纸而声名鹊起，而且成为“热那亚这座国际贸易大都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一位名为佩里的热那亚商人在其《生意人》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沃尔特里的造纸景象。造纸的原料是破布，各种质量的碎布在带有大型捣碎机的大理石槽内被打成纸浆，工厂有足够的水力来驱动捣碎机，西风和北风则有利于纸张的干燥。佩里坦言，这些纸的主要用途并不是图书而是账簿。他使用“libro”“scrittura”和“la carta”三个意大利词汇，将人文主义里的三大概念——书、书写和纸，应用到了日常商业生活中：“libro”指的是会计账簿；“scrittura”并不是一般的书写，而是记账；“la carta”不仅指商人的远距离通信，也指人们开具汇票和办理信贷的过程。 

　　在热那亚，纸将书信传递与金钱流通连接起来。用布罗代尔的话说：“热那亚人的统治是证券的统治。他们拥有的票据比现金还多。”凭借这些纸质文件，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贸易网络及其复杂的汇率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这一切还需要规模化造纸技术的发展。 

　　15世纪，纸牌娱乐在欧洲风靡，市民不断高涨的游戏热情使得纸牌业对纸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市政厅和地方议会，这不仅让当时的造纸厂大赚一笔，而且推动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 

　　要说纸与财富最直接的交集，莫过于纸币。 

　　1716年，法国财政总监约翰·劳向摄政王奥良尔公爵进言发行纸币，初衷是阻止财政破产，结果却造成了通货膨胀。德国大文豪歌德曾在《浮士德》第二部中提到了这件事，书中财务大臣梅菲斯特就是以约翰·劳为原型的。《浮士德》中皇帝批准梅菲斯特发行纸币时说道：“本票价值一千克朗，其可靠保证为帝国所藏之无数财宝，一俟金银富矿有所开掘，本票即可兑现不误。特此晓谕，一体知照。”此举更是不折不扣地影射了约翰·劳利用莫须有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财富作为“可靠保证”而发行纸币的做法。 

　　那是1716年5月，大量纸币被印制，直接刺激了工商业发展，法国经济开始复苏，当年公债就下降了两成。获得了北美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贸易特权后，密西西比公司以每股500里弗的价格发行股票——这是另一种“超高价值的纸片”。到1719年年底，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从每股500里弗飙升到超过10000里弗，在黑市甚至到了20000里弗。然而，这场纸上繁荣都不过是海市蜃楼。1720年，约翰·劳财政改革计划的支持者孔蒂亲王一怒之下的挤兑拉开了密西西比泡沫崩溃的序幕。随后，天文数字般的财政亏空浮现，经济泡沫破碎，无数人倾家荡产。1721年，法国政府只得宣布恢复流通金属铸币，纸币堆砌的财富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曾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将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称为“纸张的时代”。他这样描述纸：它用曾经存在过一次的破布制作而成，却成了黄金的替代物。特别是随着纺织工业的繁荣，人们的服装经常更换，可用于造纸的破布越来越多。于是那个时代，一方面，载满“主义”的小册子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纸币被越来越多地印制出来。 

　　1789年，在法国，巴士底狱被攻占后，即便是革命政府也需要用纸币来支撑经济运转，此时“指券”隆重登场。 

　　国民议会通过了印刷纸币的决议，并且以充公的教会资产作为担保，这主要是出于减少国家负债的需要。卡莱尔不无讽刺地说：“所以现在，只要破布还存在，就不会缺少通货，至于是否有商品在此基础上流通，则是另一个问题。”对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来说，以纸币缓解财政危机，只适用于早期。指券在1790年9月第二次大批量发行时，票面价值还是50~2000里弗，而到了1791年12月，甚至出现了10苏（1里弗=20苏）的指券。 

　　指券大量印制，又迅速贬值。用于制币的纸张消耗成倍地增加，为了保障纸币能够迅速发行，造纸商使用了更多快速烘干纸张的设备。然而，才到1793年，指券就已贬值得不足其票面一半；至1796年价值几乎趋近于零。到了1797年2月，这种最后连乞丐都不屑一顾的纸币终于被废止。法国人开始反思这场“以纸为币”的盲目冒险，并真正意识到，缺乏足够财富支撑的“纸”并不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