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彩霞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无意党争的苏轼自请外放到杭州任知州，见到的西湖竟然是“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如不加治理，“更二十年，无西湖矣”。忧心不已的苏轼查阅历史文献，奔走民间调查研究，于翌年四月二十九日郑重写下《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五月初五又呈递《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详细分析了疏浚西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苏轼在认真核算工程费用的基础上提出了筹资方案，恳请朝廷在原本拨给杭州一百道度牒的基础上再追赐一百道。度牒时价为每道170贯，有了这些度牒作为资金保障，他有信心在半年之内让西湖恢复“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盛景。 

　　“度（僧）牒”是官府发给僧尼等出家人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官方凭证。出家必须领官家度牒有明文记载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宋代继承了唐代的度牒制度。由于僧人不事生产，还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僧众过多、庙产太广会削减政府财源，因此度牒制度的重要目的在于控制僧尼数量和寺庙规模。 

　　而本是出家人身份证明的度牒在宋代何以演变成为兼具货币和有价证券职能的“硬通货”？在社会历史变迁背景下，这是“相互奔赴”的发展结果，因为它同时满足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需求，民众避税、理财需求和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需求。 

　　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看，宋代结束了唐末及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农业及工商业快速发展，财富积累和商业繁荣衍生了对货币的巨量需求。虽然宋朝的铜币铸造数量较唐朝增加数倍，但依然无法满足经济活动的需要，亟待寻求新的流通手段来缓解“钱荒”之困。 

　　从民间需求的角度看，度牒具有实实在在的免除赋税徭役和减罪功能。宋人获得度牒有考试获取、恩许赏赐和出钱购买三种途径，前两种方式难度高、名额少，出钱购买成为民间获取度牒的主要方式。宋代用来出售的度牒空白没有名字，类似于现代金融市场里的无记名标准化证券，便于转手倒卖并形成了二级市场。 

　　从政府财政需求的角度看，虽然北宋的财政汲取能力较唐朝大为提高，但是自仁宗朝开始，由于冗兵、冗官、冗费拖累，以及对辽、西夏和金国的纳贡不断增长，财政日益入不敷出。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政府财政赤字已高达一千五百多万缗（穿铜钱用的绳子，后演化成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北宋时期，官方规定一缗钱等于770文铜钱），王安石变法就是希望能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朝廷对百姓的赋税徭役剥削越重，度牒的内在价值就越高，市场价格就越贵。与其坐视官吏私卖和“黄牛”炒作度牒，朝廷索性从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开始明码标价“卖度牒以资国用”。 

　　官家愿卖，商贾富民愿买，加上经济发展需要，两宋时期竟然出现了度牒买卖兴旺的局面。如宋人所言，“自治平末始鬻卖牒，渡江后军兴费广，用度多仰给之”。神宗熙宁年间度牒鬻卖收入仅占财政收入的约2%，南宋高宗、孝宗两朝六十余年间出售度牒40万~50万道，售卖收入可以弥补财政亏空的一大半。度牒事实上已成为宋代至关重要的财政工具与货币工具，其主要用途表现在：一是救灾赈济，如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给陕西转运司度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县”；二是支持农业，如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赐度僧碟五百，治保州东岸缘边陆地为水田”；三是工程建设，苏轼正是利用朝廷拨赐的度牒完成了西湖疏浚工程，这才有了家喻户晓的“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美景；四是政府采购，如以度牒为本钱由官府出资买入粮草用作军粮储备，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川峡路和买绢布”，以“交子、度牒充折买价”；五是充当军费，如南宋初年一次性就批给抗金将领张浚两万张度牒用于募兵；六是用于补充币制，政府会利用度牒回笼超发的纸币以稳定币值，掌管粮茶盐帛等贸易的官署榷货务（宋代官署名）在兑付商人的钞引时亦会搭配使用度牒。 

　　成书于南宋的官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将“鬻牒”与“钱币”“钱引钱钞”一同列入“财用门”加以记载，度牒与交子、会子、关子、钱引等楮币（宋、金、元时发行的纸币，因多用楮皮纸制成而得名）并列，“皆所以权变钱货，以趋省便”。有意思的是，交子、会子等均难逃因超发而剧烈贬值的命运，度牒的价格却在振荡中保持了稳步上升的趋势。神宗熙宁时期每道度牒的价格为120贯，哲宗时期为170缗，徽宗时期为220缗，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为500缗，到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高达“价千五百缗”。 

　　由于价值高、能保值且方便流通，度牒不仅是免税凭证、支付工具，还被当做储存财富的手段及投机炒卖的工具。当度牒因发售太多而价跌时，豪富之家会趁低价囤积，以图日后高价卖出牟利，其操作手法与现代炒作证券无异。度牒作为僧人身份凭证的实际作用不断淡化，拥有度牒甚至成为有钱人身份的象征。 

　　宋代商品和货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朝廷鬻卖度牒原本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却“无心插柳”推动其成为一种实际意义上的大额货币，有价值尺度、流通和储存的职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钱荒”。但度牒货币化的弊端也不容小觑。没有贵金属或物资作为准备金，度牒作为大额支付手段使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商品和货币流通秩序，还暴露了朝廷理财无术滥发虚值货币的真相，加剧了货币信用危机。朝廷以“方寸之纸”作为生财之道，“而实暗亏田丁之赋”，本质上是寅吃卯粮、饮鸩止渴，无助于真正摆脱财政危机，直至积重而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