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学院胡同观察 

　　中世纪的欧洲，囿于交通和技术条件，各地域之间的经济交流和信息传递滞后，往往各自封闭、彼此孤立。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国史学家，1902~1985）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写道：“地中海布满了半封闭的经济区。这些大小不等、自成一统的世界各有不计其数的地方性尺度，各有服装和方言……在撒丁岛，农民从来想不到生产更多品类的东西，从不会冒险种植新作物或抛弃旧的耕作方法……在16世纪，以牧业而不是以农业为主的撒丁岛还不知道什么是货币。” 

　　这种封闭性更多表现为远距离交流与贸易的艰难。例如，佛罗伦萨的商人要进口西班牙的羊毛，从采购羊毛到加工成呢绒需要好几个月，而把产品运送到埃及、纽伦堡等地的顾客手里，有时竟需要数年。 

　　又如，朗布耶红衣主教写信给查理九世时说：“邮包从宫廷到里昂往往要在途中走1个月或者6个星期，以致当我收到这些信件时，信件已经失去时效，执行信中命令的时机已遗憾错过。” 

　　在中世纪的欧洲，无论货物运输还是书信往来，都是道阻且长。然而，当时的银行家们却致力于摆脱这种“舟马慢，书信远”的魔咒。 

　　16世纪的一位马德里贵族记录了当时的一种有趣现象：有几个邮差，尽管戴着国王颁发的徽章，却既为罗马教区送信又为银行家们送信，其中一位邮差很快把热那亚银行家的信件送到，而法国国王的信件仍然滞留在路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银行家更愿意付加急的费用。 

　　除了加急信件外，银行家们还使用汇票代替运输慢且不安全的贵金属，以尽快完成远距离贸易。布罗代尔写道：“所有的汇兑市场都把汇票本身规定的付款期限同汇票在传递途中的时间算在一起。在16世纪初，从热那亚发出的汇票，到达比萨的时间是5天，到米兰是6天……到伦敦是3个月。” 

　　准确地说，汇票正是当时远洋贸易应对耗时长、风险大这一难题的产物。汇票作为一种债权债务凭证，尽管其传递速度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但是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实物现金，规避大量现金交易可能遭遇的诸多风险。通过汇票，商人可在商品未实际到达目的地之前，完成初步交易，使得资本得以相对安全地流通和周转，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远洋贸易固有的时空障碍。 

　　每个商人都希望尽快收回投资，每个城市都不间断地在商品、货币和汇票方面互相调剂余缺。在这场周而复始的博弈中，“流动性”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王牌。16世纪私营银行的很多悲剧，起因都是将资金轻率地投入到过于缓慢的商品流通中。因为一旦商品流通速度不达预期，银行回款就会受到影响，甚至陷入兑付危机。银行明智的做法往往是把钱或货物分别押注在几个行期不同的流通渠道；或者分放在同一航线几条出发时间不同的船上；实在不济，可以选择最短的流通渠道，尽快收回本息。 

　　因此，中世纪欧洲的商业与金融业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尽管舟马皆慢，商人和银行家们却争分夺秒。 

　　威尼斯商人之所以从15世纪起就愿意从事叙利亚的棉花贸易，是因为去叙利亚做生意只需要六七个月便可成交，比去英格兰或佛兰德要快得多。只有热那亚人——当时最大、最能干和最幸运的资本家——才有能力支付从塞维利亚出发、穿越大西洋的费用。经商的范围越远，要投放的资金必然越多，资金受地理因素束缚的时间越长。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得精打细算。 

　　即便如此，在16世纪60年代，塞维利亚还是出现了一次又一次被远航掏空的银荒。1562年，由于船队迟迟不归，债台高筑的商人被迫不惜代价去借贷，资金供给变得异常紧张，汇票兑现竟要亏损4.5%。一年多后，在船队启航之前，为了买进准备发运的最后一批货物，商界已用尽钱财，各大商业银行又被掏空了。如当时的商人西蒙·鲁伊斯所知：“无论出价多高，也借不到一个里亚尔了。” 

　　那个时代，资金基本被垄断于热那亚等地，贷款利率高得难以想象。1566年4月，为了能够在热那亚当地完成10万杜卡托（意大利金币）的支付（该笔资金最终还是为了购买用于远洋贸易的货物），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以那不勒斯王国的“贡奉”或税金为抵押，供第二年还本付息之用。综合算下来，这笔贷款利率高达21.6%。即便如此，这项交易还是达成了。因为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那不勒斯人，在本地都凑不出这么多的现金。而根据测算，这一超过20%的贷款利率其实仍然低于西班牙人冒险远洋所获得的利润率。因此只要时间紧凑、风险可控，船只返航日便是这群承债者翻身之时。 

　　于是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欧洲，有人负债远航，有人翘首盼归。大航海时代，资金集聚与金融工具掀起的巨浪丝毫不逊色于海上波涛。时间即金钱，银行家们也开始以流动性为安全线加速资金周转，“舟马慢”的束缚一点点被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