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红曼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颁布《经济政策》，筹建国家银行。次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正式开业，毛泽民任行长，于7月开始印制和发行货币。 

　　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印制与铸造出来的。苏维埃国家银行1932年的营业报告中写道：“本行纸票，原在1931年12月就绘有钞票式样，派专人送上海影制，并投有数千元之款去上海、香港买印刷材料。……影制铜版不容易，敌人重重封锁，苏区材料运输又极艰难，故一再稽延。” 

　　早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兴国县建立红色政权后，即着手于东村乡筹办了“东村造币厂”，铸造银币从白区购买物资，以打破敌人从经济上扼杀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的企图。1930年年初，“东村造币厂”新进了几名技术人员，并改名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同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又将其改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人员由原来的16人增加到20多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同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亦成立“中央造币厂”，谢里仁任厂长。 

　　中央造币厂有170多名工人，分三班生产，日产量最高可达1.5万枚（正常生产为四五千枚）。当时，中央造币厂主要是生产壹圆银币及贰角银质辅币，以及壹分、伍分铜质辅币。苏区的壹圆银币因其图案特殊无法在白区流通，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换取白区物资，毛泽民行长主张停造这种银币，大批制造“袁大头”“小头”和“日头雕”（一种墨西哥鹰洋）三种壹圆银币。其中，“日头雕”的生产数量最多。 

　　中央造币厂的造币流程：先熔银，一炉可熔七八十斤，浇铸银板20块，由厂长谢里仁亲自负责配料和鉴定成色，用加铅法把溶料中的银及其他杂质分开，从而保证一定的含银比例（银元含银量高于银毫）；之后校坯，将银板压到合格的厚度；接下来，用手板机床将银板冲成银饼，再用手摇滚边机将银饼滚边；滚边后，用明矾水洗银饼，洗干净后经检查合格，以50枚为一包交印花部，最后用印花机压印正反面花纹。 

　　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长汀还有一个原属于闽西工农银行的熔银厂，该厂的重点工作是把银、铜熔成合格的银饼和铜饼后交给中央造币厂作为造币原料。熔银厂还负责熔化金子，铸成一两或五两重的金条，直接上交苏维埃国家银行，以供外贸部门去白区购买物资。 

　　除了银币，苏维埃国家银行还印制发行纸币及票券。 

　　苏维埃国家银行还于1931年在瑞金叶坪成立中央印刷厂（由东固印刷厂扩大为兴国印刷厂，再与其他厂合并而成），中央印刷厂开始时有圆盘机和石印机各四台，除铅印、石印两部外，另有浇铸、装订、排字、刻字等部及账票股，全厂有40人左右。1933年4月，毛泽民又从长汀等地的印刷厂抽调了一部分机器和工人补充到中央印刷厂，职工发展到160多人。同年10月至11月，中央印刷厂的石印部和铅印部分设两个厂。铅印部仍叫中央印刷厂，主要印文件；石印部改叫中央财政部印刷厂，亦叫中央印钞厂，专印票券及公债等，厂长由陈祥生担任。 

　　中央印钞厂从1932年7月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共印制发行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五种面额纸币，以及战争公债券（一次是60万元；另一次是120万元）、建设公债券（共计300万元），分伍角、壹圆、贰圆、叁圆、伍圆五种票面等多种有价证券。纸币以银元作本位，故亦称银币券，券面印有列宁头像，主要由黄亚光绘制。由于缺少绘画用具，黄亚光只能用毛笔在毛边纸上临摹设计。对于纸张、油墨等原材料的供应，除冒极大风险向敌区采购运输到苏区外，行长毛泽民发动全苏区后勤部门的同志将破布、烂鞋底、断麻头和纤维较韧的树皮搜集起来自己动手土法造纸，又曾用桃胶等材料作为制胶辊的代用品，并用松烟等材料造油墨（主要是黑墨），彩色油墨还是得从白区采购。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十分关心货币生产质量，尤其是对银元的含银量、重量，要求一定要达到规定的标准。1932年夏，在会昌一带发现有伪造的“贰角”假银毫时，毛泽东两次会见厂长陈祥生和谢里仁，研究如何帮助群众识别真假，并为此布告群众。 

　　据统计，仅就纸币而言，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共印制发行壹圆券375000元、贰角券103000元、壹角券129800元、伍分券48375元，总计656175元。1933年又增印了面额伍角的纸币，至同年8月，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累计为200万元。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累计达到800万元。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货币政策上实现了统一，货币的印制与发行为苏区市场发展提供了“活水”，使中央苏区“革命群众用革命的纸币”的口号深入人心，这对加强维护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信誉、扩大货币流通范围、发展苏区对外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