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萨同盟是13~14世纪德国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一个商业、政治联盟。 

　　汉萨同盟发端于13世纪的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一群商人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海上贸易的风浪。当时，汉萨的商人们驾着小型平底船，在武装护航船的护送下，首先从北部乡村地区带来毛皮、蜡、粮食、木材、沥青、焦油、亚麻和啤酒等货物。他们在特别建设的口岸，如罗斯托克、斯德丁、里加、哥尼斯堡等城镇进行贸易，交换一些加工产品或更珍稀的精细商品，如羊毛、亚麻布、加工毛皮、葡萄酒、盐、刀、剑和炊具等，随后抵达当时并不繁荣的伦敦。 

　　在伦敦，汉萨商人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站和会计室，名为商栈。商栈最初由德国的科隆商人于12世纪早期在伦敦的会馆发展而来。到了13世纪，来自德国北部的吕贝克、汉堡以及不来梅等地的商人在伦敦渐渐崛起。1260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颁布法令，将科隆商人此前在英国伦敦享有的一切权利同样地授予其他的德意志商人。科隆商人会馆逐渐演变成“德意志行会”，并最终转变为驻伦敦的汉萨商栈，一个融合了会计室、仓库和交易场所的综合性经济实体。 

　　伦敦的汉萨商栈是汉萨的海外四大商栈之首。按今天的说法，它更像一个兼具商业服务与金融支持功能的海外综合体。就其金融支持而言，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 

　　首先，伦敦汉萨商栈使用了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信用证。它允许汉萨商人在货物到达之前就获得资金，保障了交易的可靠性。在汉萨同盟内部，商人们通过信用证确保了跨海贸易的安全与顺畅，这不仅增强了商业信任，也加速了贸易资金的流转。在伦敦，这一模式也被复用到了作为交易对手的英国商人身上。 

　　其次，商栈内预付款项的普遍应用，使得供应商能在货物发出前就获得部分或全部货款，大大提高了贸易的流动性。这在当时是极其先进的，它为商人提供了资金支持，促进了贸易量的增长。国际贸易贷款的引入，更是体现了商栈对资金需求的灵活应对，汉萨商人利用这些贷款支持远距离和长期的贸易活动，体现了其金融创新的前瞻性。 

　　再次，由于开展的是跨国贸易，因此伦敦汉萨商栈发展出一套复杂的货币兑换与支付系统，有效克服了货币多样性和兑换困难的问题。商栈内部设立专门的货币兑换窗口，提供多种货币的即时兑换服务，减少了货币兑换的成本与时间，促进了交易效率。同时，商栈内部还发展了一套基于信用的支付系统，允许商人间进行记账交易，减少了硬币搬运的不便和风险。 

　　最后，在风险管理方面，汉萨商栈同样有所创新。面对海上航行的不确定性，伦敦汉萨商栈通过集体保险的方式，为商船和货物提供了保护。商人们通过缴纳一定的保险费，设立专门的保险基金，用于赔付因海盗、风暴等造成的货物损失，这种机制大大降低了商人的风险，保障了贸易的持续稳定。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伦敦汉萨商栈成为各类金融信息交换的中心。 

　　商栈内聚集了来自汉萨同盟各城市的商人，他们在此交换市场动态、价格信息、供求状况以及航海与贸易路线的安全情况。这种信息交流对于商人作出决策至关重要，有助于他们捕捉商机，规避风险。当时，伦敦汉萨商栈利用信使和特定的通信协议来传递信息，能够迅速接收来自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汉萨城市的最新消息，并将其转发给在英国的汉萨成员及其他商人，保证信息的时效性。今天，人们在吕贝克、汉堡等汉萨城市的档案馆里，还能看到大量与伦敦汉萨商栈往来的信件、报告和会议记录，这些资料可以揭示商栈如何运作以及信息如何在同盟内部流转。 

　　值得一提的是，在伦敦汉萨商栈的金融活动中，金融商事规则与纠纷解决机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以规则而言，《奥尔良法则》（Orleans Law）中涉及关于信贷、契约和债务的部分，对于汉萨商人在伦敦开展信用交易和风险管理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另外一部法规，则是14世纪开始在汉萨同盟内部适用的《威斯比法典》（Visby Laws）。这部法典主要关注海上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包括货物运输、船只租赁、海上保险、货物损坏和丢失的赔偿等方面。这部法典为汉萨商栈中的货物存储、运输风险管理和保险实践提供了法律基础，确保了贸易活动的有序进行和商人的权益保护。 

　　以纠纷解决机制而言，汉萨商栈内部建立了一套详尽的规则体系，用以指导日常运营、交易流程以及解决商业纠纷。在伦敦汉萨商栈，这些规章与英国当地的法律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混合的法律环境，既尊重了汉萨同盟的传统，又适应了英国的法律体系。当金融和商业纠纷发生时，汉萨商栈内的仲裁机制会发挥作用。仲裁组通常由经验丰富的商人或指定的仲裁员组成，根据汉萨的法律和商栈规章来审理案件，尽量快速、公正地解决问题。仲裁员们会运用《奥尔良法则》和《威斯比法典》中有关债务和契约的规定，为商人之间的信用交易提供法律依据，降低交易风险。如果发生海损，那么关于海上保险的规定，也能使得仲裁员们能够裁定出合理的赔偿，使得纠纷迅速得以解决。 

　　回顾13~14世纪的伦敦汉萨商栈，会看到一个中世纪晚期金融创新中心——因位于贸易体系与法律体系的交汇地带，它不得不持续通过独特的贸易融资、货币兑换、风险控制等机制，服务着居住于伦敦更生活于汉萨商业世界的德国商人们。 

　　然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的经济重心逐渐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汉萨商人的传统贸易路线和市场份额受到重大冲击。复式簿记等新型金融工具从意大利传入英国和新兴的金融中心，如安特卫普。这些城市的商人们开始采用这些先进的会计方法，提高了商业操作的透明度和效率，从而对依赖传统交易模式的汉萨商人构成 挑战。 

　　同时，英国本土商人冒险集团（一般指15世纪初至19世纪初英国政府特许垄断对外贸易的冒险商人组织，东印度公司即属此类）等组织逐渐兴起，它们通过发行股票、提供贷款等手段，增强了自身的资本实力，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商业竞争和海外扩张。相比之下，汉萨商人的融资方式显得相对保守，未能及时适应这种金融创新的趋势。 

　　到了16世纪末，新兴王权控制和独占贸易利益的渴望再也遏制不住，伊丽莎白一世在1597年将汉萨同盟从伦敦驱逐，并在次年关闭了汉萨商人的侨居地。从此，伦敦汉萨商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而那个时代特有的金融创新风潮也就此进入历史的夹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