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彩霞 

　　1935年11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瓦窑堡与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合并，相继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0月，已随党中央迁到延安的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毛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曹菊如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和边区银行首任行长。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名义上完成了历史使命，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坚强金融后盾。 

　　在党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和金融问题。边区银行被赋予的职权主要有发行货币、代理政府金库、经理存贷款和公债、领导和管理信用合作社及货币交换所等。在抗战的不同阶段，边区银行的业务重点随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抗战初期，我党确定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内战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的基本财经政策，采取一系列大力发展农业、工业、贸易、金融等边区经济的举措，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经济实力，开辟财政来源，保障战争军需物资供应。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中“边区不设立银行，不发行货币”的规定，边区银行由边区政府直接管理，主要是作为“边区政府的货币金银的出纳管理机关”，兼营一些商业活动，以达到保障边区机关物资需求、积累资金发展自己的目的。 

　　当时，国民党拨给八路军的军饷以大额法币为主，而小额辅币缺乏，导致货币流通不畅，不利于交易活动开展。边区政府本着既独立自主又维护统一战线的原则，授权边区银行以下属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2分、5分、1角、2角、5角和7角5分的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币流通市场。截至1941年2月18日，光华券共计发行438万元，基本解决了辅币缺乏的问题，受到了民众和市场的欢迎。光华商店还兼理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款、放款、汇兑业务，并实行企业化管理。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担心边区发行货币会独立于法币体系之外，曾就光华商店代价券向边区政府进行质问。由于国民政府确实难以提供足额辅币，各地也纷纷发行小额辅币，“光华券风波”最后不了了之。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步步退缩，共产党则积极广泛地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从1937年改编时的4.5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40万人。从局部军事摩擦到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予以坚决回击，重建后的新四军由事变前的1万余人扩充到9.6万人。国民党的态度从“编共”“溶共”转变为“限共”，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所述：“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边区财政经济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空前困境。 

　　在这一阶段，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以货币发行来支持财政预算，发展边区经济。1941年1月底，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同时收回光华商店代价券，规定在边区境内只准使用边币。在《管理外汇办法》中将法币视同外汇，禁止国民党的法币在边区市场流通，由货币交换所进行管理和兑换，逐渐摆脱了根据地对法币的依赖。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1角、2角、5元、10元、50元、100元和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共10种面额的边币。截止到1944年5月，陕甘宁边币合计发行规模约为31.64亿元。 

　　1944年，为稳定边币、打击法币、活跃市场，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实行“大吞小吐”的方针，以边区贸易公司名义发行商业流通券, 并规定流通券1元当边币15元(实际比价折合边币20元)，当法币2元，并逐渐取代边币成为边区本位币。流通券共有11种面额，14种券别，除5000元面值券外其背面均有说明告示。直到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后，商业流通券才停用，合计发行规模约为7.25亿元。 

　　边区银行的实力也在严峻的斗争中不断壮大——开办初期仅有10万元的资本金，到1941年由边区政府拨款、自身积累加上政府投资，资本金发展到400万元。边区银行先后在三边、绥德、庆阳、关中等地设立分行，在西安、重庆设立了办事处，在延安、关中、陇东、靖边、三边等地设立代理金库的机构，在县及县以下根据地设立了支行、营业所或兑换所。从1942年开始，边区银行先后制定了定期、活期存款章程，农业贷款章程，信用、抵押放款章程等，在完善机构设置的同时逐步健全了规章制度。 

　　1938年年底，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区，边区银行建筑被炸毁。1940年后，边区军民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口号的鼓舞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了更好地促进边区经济发展，振奋军民生产热情，同时也为了向边区内外的商家显示边区银行的实力，盖一座银行大楼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当时边区经济极端困难，物资匮乏，但在军民齐心协力的建设下，边区银行新大楼在1941年11月7日正式落成，实现了红色金融人“一定要有自己的银行大楼”的愿望。这座大楼还被用于边币的票面图案，并随着边币的流通而广为人知，极大地提升了抗日军民的 

　　斗志。 

　　边区银行建立了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通过货币发行，大力发展存款、汇兑业务，积极发放生产和贸易贷款，取得了金融、贸易斗争的主动权，扭转了经济斗争的不利局面，确保了抗战后方的稳固，为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后续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启迪。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