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好我国由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特有的问题，需释放巨大的结构性潜能以驱动增长，避免过度依赖宏观政策刺激。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结构性潜能逐步消退后，今后五到十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为此，应以“1+3+2”的框架释放结构性潜能。“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借助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今后五到十年，我国经济七八成的新增长动能将来自这里。“3”则着眼于实体经济，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主要是基础产业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补这个短板将有利于全社会降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今后十到十五年，应力争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由 4 亿人增加到 8 亿 ~9 亿人，这有利于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同时促进人力资本增长；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补上这个短板才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牢基础。“2”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是我国在全球具备一定优势的新增长潜能。

　　为了使结构性潜能不受既有体制机制和政策的束缚，下一步应当通过更大力度、更具实效的改革开放，使这些结构性潜能“变现”。相关重要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的外部流转；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对于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等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实质性、标志性的大动作；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逐步实现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深化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领域改革，对于在创新方面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以类似当年设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建立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

　　另外，在对外开放中也应采取更有前瞻性和冲击力的举措。例如，主动站上“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制高点，在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通过制度规则性开放推动国内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本文根据《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刘世锦主编）相关内容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