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学院胡同观察 

　　啤酒的历史和金融的历史几乎一样悠久。 

　　日本经济学家兼作家板谷敏彦在《世界金融史：泡沫、战争与股票市场》的开篇就写道：“啤酒则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中明文规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街边经营酒馆的‘卖酒妇’，不得接受当时充当货币职能的白银作为酒钱，必须收取谷物……，赊购啤酒时，也只能用谷物还款。据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收获的麦子有40%都被酿成了啤酒，可见当地人的确对饮酒钟爱有加。如果当时已经存在通过物物交换来向酒馆赊购啤酒的现象，那么也应该存在谷物和白银的借贷行为。这说明，这里已经出现了金融交易的萌芽。” 

　　彼时，商品经济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到了中世纪的西欧，啤酒交易情况复杂：作为中间商的粮食收购商，和作为产业控制者的啤酒生产商——他们与销售啤酒的小酒馆之间，形成了啤酒生态的上下游。 

　　啤酒能在中世纪普及，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人们对卫生的需要。因自然水源常被污染，致病细菌威胁健康，导致霍乱等疾病流行。而啤酒酿造过程中的高温对水源起到了消毒的作用，因此饮用啤酒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更加安全。此外，啤酒由谷物酿造而成，富含碳水化合物，被称为“液体面包”。因此一般家庭通常会利用谷物自酿一些啤酒来饮用，多余的用于出售。1066年诺曼征服以前，啤酒经常被西欧人用作礼物赠送，或者用来缴纳租金以及罚金。庄园劳动者（比如按日结算的工人）的劳动报酬里通常也包含一定的啤酒和食物。 

　　随着啤酒需求的增大，酿酒作为一个产业开始发展起来。起初，谷物是先满足家庭制作面包之需，有剩余再用于酿酒，啤酒商数量较少，主要是小作坊形式。14世纪后，啤酒酿造的低原料价格和高额利润吸引了很多商人加入其中，部分大型啤酒商快速崛起。1660年起，英国的财政和监管部门开始在酿酒厂密集的地区推行有益于大型啤酒商发展的“特许权津贴”。此举进一步推进了英国啤酒产业结构的巨变。啤酒商的数量逐步下降，产量却逐步攀升，大型啤酒商在产业内部实现垄断，通过资本、技术、生产规模上的优势对普通啤酒商进行打压，抢占市场。至17世纪，伦敦仅存几家大型的啤酒商。 

　　大型啤酒商在垄断生产端的同时，还利用信贷手段控制了大部分的销售渠道。 

　　根据1686年英国税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可知，多数酒馆的经营者会向大型啤酒商借款。1746年仅伦敦惠特布雷德（Whitbread）啤酒商便向13家酒馆提供过借款。惠特布雷德是主导英国啤酒业的“六大”啤酒酿造商之一。其创始人塞缪尔·惠特布雷德于1742年开始在伦敦酿酒，他抓住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投资蒸汽动力，创建了英国第一个专门用于大规模生产的啤酒厂：奇斯韦尔街啤酒厂（该啤酒厂现已不再酿造啤酒，但仍然矗立在伦敦）。到了1799年，接受惠特布雷德借款的酒馆增长为254家。 

　　酒馆需要提前向啤酒商支付信用金或保证金，确保能获得稳定的供货。而当时啤酒主要用木桶运输，啤酒商需要收取一定的木桶押金，在交易完成后的九个月内退还。因此，小酒馆的资金压力相当大，啤酒商提供的贷款或赊账对其日常经营至关重要。 

　　作为借款的交换，酒馆经营者需向啤酒商承诺只销售其所生产的啤酒，于是很多酒馆成了大型啤酒商的“特约经销商”。惠特布雷德进一步在其控制的酒馆中使用品牌标志和广告，以增强消费者对其啤酒的熟悉程度。而在此之前，多数啤酒馆经营者拥有进货的自主权，他们可以选择直接到啤酒厂购买麦芽酒或者啤酒，并当场现金支付。 

　　以借贷款为基础的合作形式开始大幅增加，到1805年，伦敦82%的啤酒馆成为大型啤酒商的特约经销商。对大型啤酒商来说，这种经营模式获利颇丰。但对小型啤酒商而言，这无疑是重大打击。 

　　实际情况是，由于进货渠道和资金来源控制在啤酒商手中，许多酒馆和酒吧老板在负债累累时，不得不被迫放弃资产，将地契抵押给啤酒酿造商或是干脆将店面卖给啤酒商，然后租回该物业。1686年，海关专员在评论伦敦酒吧老板的贫困状况时说：“他们大多数人欠啤酒酿造商的债，生命线完全系于啤酒酿造商的供货。”有些啤酒商在地产方面的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了主业。 

　　就这样，惠特布雷德等啤酒商开始控制越来越多的酒馆，并且直接获得了一大批酒馆的租赁权或产权。这种做法在当时被称为“tied houses”（捆绑酒馆）。对于想接管酒吧的人来说，上升的土地和房产价值、经营酒馆的许可证费用，以及装修酒吧的成本，都在考验他们的财务实力。对于一些资金实力不够的新入行者，啤酒商则非常愿意提供“贷款”，继而启动新一轮的“捆绑酒馆”行动。 

　　有意思的是，当企业家埃迪·泰勒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英国啤酒业的快速整合时，惠特布雷德反其道而行之，启动了“保护伞计划”——他们坚定地持有一些较小啤酒商的股份，以保护它们不被泰勒的帝国吞并。最终，一批中小啤酒商得以幸存，并共同持有全英啤酒产量25%的份额。 

　　对此，议会和立法也不再视而不见。20世纪80年代末，垄断和并购委员会（MMC）开始介入，认为“复杂的垄断使得拥有绑定地产的啤酒酿造商能够挫败没有绑定地产的啤酒酿造商的成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垄断将使大啤酒酿造商持续做大，小啤酒酿造商无法成长”。他们建议，任何啤酒酿造公司或集团的“绑定酒馆”数量不得超过2000家。这尽管不是立法，但也代表了一种公共政策。于是各大啤酒商开始分拆自己的地产板块。脱钩后，这些啤酒商只是酿造商，名义上不再持有酒馆或酒吧的资产。 

　　除了限制大型啤酒商的“绑定酒馆”数量，垄断和并购委员会（MMC）还保护了啤酒馆销售其他品牌啤酒的权利。在一系列举措的支持下，20世纪90年代开始，微型啤酒酿造厂得以快速扩张。一些表现不佳的酒馆不再会被啤酒酿造商收购，它们要么干脆转为具有特色的家庭住宅，要么转作商店，这也导致英国酒馆的数量急剧下降。 

　　来一杯冰啤酒，麦芽香气间，可以看到从古巴比伦时期到今天，英国的啤酒馆经历了从独立运营的前店后厂，到严重依赖于啤酒酿造商的“捆绑酒馆”，再到重新与微型啤酒酿造厂打交道或是独立运营“自生自灭”的轮回。而其中，信贷与并购，控制与反垄断，这些经济与金融的机制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穿越历史而隽永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