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南区是陕甘宁边区延安县的8个行政区之一，共辖6个乡，100个自然村。这里土地瘠薄，经济落后，民众生活困苦。为了打破敌人封锁，提升给与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供给保障能力，1936年12月，延安县政府在南区沟门正式创建南区合作社。在主任刘建章的带领下，南区合作社冲破成规，兼顾公私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工作方式灵活，经营获利得法，到1942年年底发展到拥有社员1112户、股金200万元，资产值500万元，被毛泽东誉为“真正被群众所拥护的合作社的模范”。 

　　1943年3月，南区合作社沟门分社主任李生章在征得刘建章的同意后，着手把沟门消费合作社改造为信用合作社，定下的业务方针是：吸收农村游资，周转农村金融，帮助发展农业生产。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普遍面临传统金融枯竭的困境，各种形式的高利贷长期大行其道。陕北地区各集市流行“挖蹦子账”，即在集市借款，一集(五天)为一期，1元的利息就高达1毛5分至2毛；另一种方式是“探卖”，在农历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急用钱的农民低价出卖青苗，待收获后交付粮食。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甚至出现几个月后交粮时市价高于约定的“探卖”价格10～20倍的现象，因此有“探卖一季粮食，三年也翻不过来身”的说法。 

　　为抵制高利贷，南区合作社早在1938年就尝试办信用社，很快动员到500多户社员入股。信用社仅靠吸收到的1700多元股金不敷放贷周转，于是被并入消费社，又增加拨付400元，给办理婚丧等有紧急事宜的社员提供少量1月期无息借款，业务覆盖面很窄。陕甘宁边区银行作为边区金融的核心与枢纽，也开办了一些存贷款业务，但相对于极度分散的农村经济而言作用有限。直至1942年，高利贷在边区仍很流行，严重影响到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 

　　1943年，南区信用合作社再度创业，首要工作就是组织借贷，调剂资金余缺。陕北农村民间积存有一定数量的游资，有的农民卖牲口得了钱暂无其他用途，有的搞家庭副业，妇女们纺纱线、做鞋、做袜底，换成钱存下来。这些钱放家里没有收益，还可能严重贬值。但要获得民众信任，让他们把钱掏出来存到信用社也并非易事。群众担心存进去银洋取不出银洋，还担心不能保本保值。通过细致调查了解到这些顾虑后，南区信用合作社明文保证：存什么取什么，不限时间，随时存取；存款按实物标准计算保本保值；替存款人保密，同时请示政府批准，放在合作社的存款不作为征收公粮的收入计算基数。 

　　南区信用合作社当时的存款利息，银元是每元每月5分到1毛，每年结算一次，不复利；边币是每元每月1毛到1毛5分，按月复利；存款不足一月按日计算付给利息。切实获利的存户们由半信半疑转而由衷认可，他们自发四处宣传，成了南区乃至延安县普及现代金融知识的宣传员。陕甘宁边区银行与边区建设厅也存入30万元，提升了信用社的资金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南区信用合作社在群众中逐步建立信誉，大家纷纷将闲置的银元、元宝、首饰等实物和闲置资金存到信用社生利。 

　　南区信用合作社发放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和紧急需用，期限1个月，可以商请展期，不满1个月按天计息。对7天以内的农村借款、3天以内的市镇借款给予免息，便利短期周转困难的老百姓。在1943～1944年度总额1400万元的贷款中，南区信用合作社发放生产性贷款(买牲口、农具，雇工开工钱等)达760余万元；商业性放款如做小生意，消费性放款如年节日用周转，临时性支出放款如红白喜事，三项贷款各200余万元。 

　　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信用社工作也曾出现过一些偏差：一是“心太粗”,导致部分贷款错误发放无法收回成为烂账；二是“手太紧”,惜贷不放导致资金流转低效，错过农时或耽误副业生产，利民目标无法实现。认识到问题后，南区信用合作社及时吸取教训进行了整改。 

　　1943年3月到12月，南区信用合作社贷款利息曾达到每元每月2毛，1万元贷款9个月复利计息本利和为5万元。要评判这样的利息水平是否偏高，必须基于当时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来考量。同时期边区物价上涨了10～15倍，而1万元高利贷9个月本息达10.6万元。从信用社借款用于生产活动的人大多获得了丰厚利润，例如延安县柳林区四乡的刘俊德，贷款4.8万元开荒5垧地，收获的谷子和干草卖了27万元，归还本利11万后净赚16万元。显然，如果没有信用社贷款而只能求助高利贷的话，开荒几乎无利可图。 

　　南区信用合作社要求存款人和借款人都必须入股成为社员，借款1元入股2毛，存款1元入股1毛。除存户借户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入股，一定期限后可随时自由退股。这样的规定把社员个人利益和信用社集体利益紧密联接起来，股金和社员数目随信用社业务的扩展稳步增加，保证了信用社有一笔稳定可用的资金。信用社除主要经营存放款获得利差收益外，还投资其他合作社和公营商店来获取盈利。每逢结算，社员选派代表开会决定红利如何分配。 

　　南区信用合作社始终把惠民便民作为宗旨，存、借、入股的手续都极其简单，群众随来随办，工作人员还经常把业务办到田间地头或农民家里，不过一年光景，就发展到600多名社员，股金360万元，存款总额500多万元，放款总额1400万元。其事迹和经验多次被《解放日报》报道并得到大力推广。到1945年5月，延属分区的信用合作社发展到35处，广泛分布于各乡镇，资产总额7.55亿元，存放款的对象主要都是农村群众，弥补了边区金融网络不能覆盖农村地区与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大大推动了边区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了市场交易。合作化程度的加深还提升了群众的组织化程度，也为新中国的信用合作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后备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