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红曼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清政府对外贸易往来的唯一通道，1805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英国商人达卫森在广州发起创办谏当保安行，是外商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保险公司。随后，利物浦保险公司台湾代理处（1836年）、仁记洋行（1841年）以及第一家经营人寿保险的英商永福和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1846年）先后在广州从事保险业活动。广州成为外商保险业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桥头堡。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随着贸易与航运的日益繁荣，外商云集，洋行林立，许多贸易往来国家的保险机构纷纷在上海开展业务。这些机构通过三种方式扩展业务：一是利用不平等条约夺取各种特权扩张业务；二是向买办让利，利用买办招揽业务；三是向华商主动让股，打开在华保险业务局面。随着时间推移，外商保险资本迅速向上海转移，上海也成为外国保险势力长期侵占中国近代保险市场的主要城市。 

　　据《上海金融志》记载，到清末，上海设立过的外资保险机构共有14个国家161家公司。按国籍分，英国以90家居首位，占比55.9%。按公司机构性质分，委托洋行代理的有133家，占83.1%。从保险类别来看，专营水险业务的有65家，占40.6%；专营火险的有51家，占31.9%；经营水火险业务的有25家，占15.6%；专营人寿险的有14家，占8.8%；经营水险或火险兼营人寿保险业务的有5家，占3.1%。 

　　上海开埠初期，洋行代理下的众多英商保险公司是最早进入上海市场的，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力量，不仅占据主体地位，而且在整个晚清时期始终主导上海保险市场的走向。 

　　据史料记载，1852年上海已有外商洋行41家，其中21家为英商，8家为英商资本性质的印度商。其中，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是两家最大的保险代理机构，连很多美商洋行也不得不依赖怡和与宝顺为其货物进行保险。例如，怡和洋行的保险业务从最初的财产保险业和人寿保险，发展至航运保险方向。同时，保险业在怡和洋行管理体系中逐步获得了独立地位。 

　　除怡和洋行外，各大英商洋行也纷纷参与对保险业的投资。1863年，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等五家英商洋行共同出资157000英镑创办了保家行保险公司，以经营中国相关保险业务为主，总公司设于上海。该公司竭力吸收华商股银，不断增资，资本额从最初的12.5万两白银，先后上升到25万两、30万两，1869年资本额又增资至60万两，以至于19世纪70年代初，保家行不得不限制华商入股。1883年，该公司资本总额达到100万两。 

　　贸易的扩展使美商洋行也逐渐增多。老牌的旗昌洋行与琼记洋行在1850年已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到1852年，上海的美商洋行已有5家，到1860年，美商洋行有7家，尽管数量不多，但却经营着巨额贸易。1861年，琼记洋行正式着手经营大规模的保险业务；1864年，琼记洋行在香港创设保宁保险公司，也称“中外众国保险公司”。保宁保险公司随即在上海设立分公司，该公司吸收华股甚多，出现一批著名的华商大股东。1895年，该公司额定资本已高达157万余两，实力相当雄厚。1906年该公司被英商资本的保安保险公司收购。 

　　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等国外商保险机构也先后进入上海市场。据统计，1900年时德商禅臣洋行代理了多达35家保险公司的业务，美最时洋行也代理了13家，鲁麟洋行及礼和洋行则各代理了3家保险公司的业务。晚清时期日商保险业在上海市场的势力很弱。荷兰保险公司数量次于英、美、德而居于第四位，并以设有专业性保险代理行而著称上海市场。 

　　19世纪60年代以前，上海外商保险业主要为洋行控制，因此竞争主要集中在洋行之间。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商专业保险公司以及外商银行相继在华设立，外商银行通过投资深入保险等行业，从而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银行保险网络，竞争在各外商保险公司以及银行之间展开。其中，英国的汇丰银行独占首位；其次是美国的银行业，花旗银行与6家外商保险公司有业务关系，成为仅次于汇丰银行的一支力量。在当时的上海保险市场，外商保险业每年获取的保费总额巨大。据统计，到1900年左右，“清代自道光、咸丰以来，上海一隅每岁输出保费约400余万两”。 

　　水险是外商保险机构较早开展的保险业务。上海开埠后，外商纷纷涌入，经营进出口贸易，由于海上风险不测，事故频繁，都需获得保障，外商水险公司相继进入。咸丰七年（1857年）谏当保安行在上海开设分公司。在此前后，上海有宝裕保洋险、维多利亚保险、东印度水险、於仁洋面水险保安行、伦敦东方水险、利物浦皇家等19家保险公司委托洋行代理水险业务，基本险则为平安险、水渍险和甲板险，后应保户特别要求，逐步增加兵险等各种附加险。 

　　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多数洋行开始扩大经营范围，保险业务也随之扩大。在水险发展不久之后，火灾保险随之兴起。凡因火灾、爆炸、雷电及延烧所致保险标的毁损或灭失皆属火险业务范围。火险业务一开始为火险公司专营，后逐渐发展水火险业务兼营，属于财产损失保险范畴。早期一切保险规章制度和费率全部依照英国伦敦的方式，所有保险单据均为英文。 

　　总的来看，晚清时期外商保险业作为在华投资的组成部分，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比较复杂。外商保险业的扩张对中华民族保险业的产生，在客观上起了某种推进和刺激作用，但外商保险业利用不平等条约垄断上海保险市场，提高保险费率，致使中国保险费流失惨重。据1866年6月23日《北华捷报》消息：本季度长江航运中木船意外事件，各保险公司提高汉口到吴淞间保险费，从1%到2.5% ，一次提高费率竟达150%。 

　　外商于1898年组建成立了同业公会——“上海（洋商）火险公会”。从此，该公会主宰上海乃至中国保险市场，规定华商保险公司不准参加洋商公会，并订有不合理的规定，诸如洋商不得与非会员（指华商）公司共保或分保；外商压低费率，比华商低很多；甚至诋毁华商信誉，迫使华商处境艰难。有鉴于此，投资了华兴、华成、华安3家水火保险公司的上海工商界领袖朱葆三，于1907年发起成立华商火险公会，号召民族保险业团结起来，与洋商火险公会抗衡。 

　　自1805年英国商人在广州设立谏当保安行起，外商保险业就进入并独占中国市场，60年后，华商保险业才以财产保险业为先导在上海诞生。1865年，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成立，它是中国人最早开办的保险公司，到了19世纪70年代，保险招商局、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险公司相继设立。据统计，到1909年，以上海为主，包括全国主要城市和通商口岸，共有27家华商保险公司。到1911年，上海先后有华商保险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创立总公司的有22家，占总数的67%。这些保险公司在保险种类上也从水火险扩展到人寿险等15种险种，在保险资产上也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