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增长率是通过要素增长与配置来提升生产率在常态下可以维持的增长速度，缩小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有三个需要把握的新着力点。 

　　一是政策施力和瞄准对象从投资者及企业转向家庭。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着“双新常态”的叠加：一方面，自2012年以来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供给侧增长能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2021年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22年人口开始负增长，老年人口消费能力较弱、消费意愿较低，加之总人口减少导致消费者数量绝对减少，都导致未来居民消费潜力减弱，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因此，在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作用下，政策的重点应转向促进家庭消费，实现“家庭本位”。 

　　二是政策基准从菲利普斯曲线转向贝弗里奇曲线。前者描述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取舍关系，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需求侧遭遇冲击时，通过实施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推动经济回归正常增长轨道，实现充分就业，即消除周期性失业。这种思路仍然有效，当前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经回归常态，但相比于历史水平，自然失业率有所上升，这反映了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加剧。贝弗里奇曲线是反映职位空缺与失业人数在经济周期中变化的曲线。政策必须关注结构性就业矛盾，因此需要关注能揭示自然失业率形成原因的贝弗里奇曲线。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需要引入应对自然失业的手段，并打通各类政策之间的联系。自然失业率问题与制度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户籍制度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不利影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城镇常住人口中，约38%的人口没有本地户籍，而年轻人口中这一比例远高于平均水平，不仅涉及农民工，还包括大学毕业生等群体。为他们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固然是有益且必要的，但更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这不仅能在长期产生积极影响，还能立即带来实际的改革红利。从供需结构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百万级新增劳动者，还可以带动万亿元级的新消费需求。 

　　三是重新定义人口红利，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传统上，人口红利通常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比高、抚养比低，从而带来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本改善快、资本回报率高以及劳动生产率高的优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政策关注点应逐渐转向规模逐渐变大、年龄逐步提高的群体，这些群体仍有不少人可看作重要的人力资源；人口红利的概念也可以扩展到需求侧，将老年人口转化为有效的消费者群体，成为一种伴随人口老龄化出现的新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