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鸣 

　　2024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前三季度经济增长4.8%，全年有望实现5%左右的增长。但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仍然较多，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总体上表现为供给强于需求，外需好于内需，呈现出供需强弱失衡的态势。 

　　2025年，在外需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变得尤为紧迫。我国正持续以宏观调控保持战略定力，统筹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实现稳中求进。 

　　第一，面对内需不足和经济下行压力，提供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具支持性的货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持续推进一揽子增量政策开启的新一轮宏观调控。积极财政政策的关键是对总需求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以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因此，明年可能需要适度提高赤字率。加大政策力度有利于提振信心和改善预期。若给全国性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特别国债规模也可能要扩大。每年从地方新增专项债中安排资金置换隐形债务的规模也可适当扩大，使用范围可扩展用于收储土地和存量商品房，以及支持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性货币政策也需加大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应注重发挥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作用，在具备条件时，调降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并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第二，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消费是最终需求，扩大国内需求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以扩大消费。当前相较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的提升空间更大，放宽中高端医疗、休闲度假、养老服务等领域准入限制和价格限制，吸引更多社会投资进入，能够更好地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对多样化服务消费的需求。在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进程中，中央财政对常住地政府用于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的支出予以补助，也有助于进一步释放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 

　　第三，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针对可能出现的新一轮贸易摩擦，要加强政策工具储备，研判贸易战动向，及时有效采取应对措施。对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同时，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制，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